八一军徽是我心中永远不变的图腾!

粮食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04-24 15:39:43

(这是一篇旧贴了,现在读起仍然让人激动不已.....

和平年代,绝大多数的共产党人不可能再有战争时期在烽火硝烟中那般血与火的英雄壮举。可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为党为人民辛勤工作,兢兢业业,克己奉公,无私奉献。在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中,让我们看看我们的父辈,那是怎样的一群共产党人。)

                                              

              

                           口述          HIPPOCHIN 执笔

 

新中国成立后,湖北省的工业和交通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但由于基础建设设施落后,前进的步伐总赶不上社会的需求与发展。1959年,我时任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兼党委副书记(汪进先厅长已调当时湖北省最大水利枢纽工程丹江水库任后勤部长,此时我负责湖北省交通厅的全盘工作)。省交通厅下属有省公路局、省公路运输管理局、省航运局、省民间运输管理局,这4大局各承担着全省交通基础建设和交通运输的重任。公路局主要担负全省的公路桥梁的基础建设,维修和养护`;公路运输管理局担负着全省的陆路交通运输(铁路除外,铁路运输由国家铁道部管辖);航运局担负着全省江河湖泊全水域的水路运输(长江全航线除外,长江的全航线由交通部直属的长江航运管理局管辖),武汉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内陆水运港口;民间运输管理局担负全省的水陆民间运输(包括木船、拖拉机、骡马等运输)。

那时,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化,仅就运输行业而言,除航空、铁路外,交通运输的重任全压在了公路运输管理局和航运局的肩上了。交通运输成了经济发展的命脉,全国各省都成立了交通运输指挥部,湖北省也不例外。交通运输指挥部基本算上一个半军事化的机构,权限很大。省长张体学亲自挂帅任湖北省交通运输指挥部的总指挥,王海山副省长任副总指挥,我任指挥部秘书长。一省之长的张体学要掌管湖北省的全盘工作,不久王海山接任总指挥,我就接任副总指挥了,而实际工作就全落在我的身上。

那時候,经济要发展,交通运输跟不上,就成了发展中的瓶颈,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运力,省交通运输指挥部每月都要召开运输平衡联席会议,全省的重点工矿企业、各专区行署、铁路、航空及交通部门都参加会议,上报汇集火车皮、汽车和船舶的需求量,交通部门再综合平衡分配安排运力。交通运输联席会议的工作重点就是:保钢、保粮、保重点、保民生。

三年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时期,正值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阶段。那年月,以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严重泛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人们头脑发胀,不实事求是的虚报和浮夸之风盛行。全民大办钢铁,砸锅卖铁伐木炼钢,钢铁产量的图表箭头日日攀升。粮食亩产从数千斤到上万斤,十万斤的记录月月突破,指标屡创新高。然而,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使得全社会物质匮乏,粮食短缺,捉襟见肘的经济窘况突现端倪,这一现实情况与当时人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焕发出的高涨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工业制成品匮乏,生活日用品多须凭票供应;食品短缺,人均定量,艰难配给。“民以食为天”,人们要吃饭啊!粮食!粮食!粮食是重中之重!没有粮食,人民要饿肚皮。没有粮食,政权将难以支撑。没有粮食,国将不保。形势严峻,从中央到地方都召开了紧急会议,要确保首都北京的粮食供应,也要确保各省会城市及重点工业城市的粮食供应。湖北省委省政府作出决定:武汉是中南地区的最大都市,近300万人口的粮食必须得到保证。

湖北这个千湖之省本是农业大省,俗话说“两湖熟,天下足”,可现在同样面临粮食短缺问题。省委省政府粮食工作会议决定:从省内各县调粮,尤其是要从鄂北孝感地区和江汉平原这两个湖北产粮大区调粮。省粮食厅的任务是以鄂北随县和荆州洪湖为粮食的主要汇集地,从两个汇集地周遍各县积聚粮食。省交通厅承担粮食调运任务,确保武汉,支援北京。那时,随县地域及周边各县的麦子还在田地未黄。江汉平原的监利、洪湖等产粮县的早稻刚插完秧后不久。我记得当时下派到各县的积粮任务是:随县3亿斤;枣阳8千万斤;宜城8千万斤,还有其他的县,我没有记住。头年因工作重心为全民大办钢铁,农业让道,粮食则是丰而未收,所以全省的储备粮并不丰裕,省粮食部门的积聚任务艰巨可想而知。交通运输问题也面临着更加困难的景况。当时湖北的铁路干线仅有京广线,省内物资运输全依赖公路和水路。那时随县到武汉仅有破烂不堪的3级沙土路面的简易公路,而监利和洪湖到武汉还没有公路,只能船运,走长江水路。会议决定:在随县集并的粮食用汽车运达孝感花园车站装火车,再转运武汉和北京。在洪湖和监利各地集并的粮食,通过木船运送到两县的长江港口装大驳船再转运到武汉。全省的车辆不足,路况不佳,水运缓慢,时间紧迫,运力要求又这样集中,真是难死人了。

我在省交通系统召开多次会议,部署安排运力,除保证重点工业的生产运输,保证刚上马的丹江水库枢纽工程的物资资料运输,和各城市的日用生活物资的运输外,凡能抽调的车辆,全部都投入到这场粮食运输会战中。为了有效利用有限的汽车运力,指挥部调度凡从武汉西行的车辆,基本运送丹江水库的物资,从丹江水库返程的汽车全部投入运粮任务。那些日子,天天在办公室处理事务,夜夜在指挥部值班。每天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那都是各现场报来的运输进展情况,更多的则是遭遇困难和麻烦的消息。秘书方贤华忙得晕头转向。没有路,骡马车、汽车进不到地头,我们马上指挥各县,动员当地群众抢修、铺设临时的简易道路。车辆不足,我又找工程师商量,给交通厅下属的汽车修造厂下达任务,赶造拖斗车让汽车加挂。该厂没有充足的钢材,我说拖车的大架、桁梁、厢板全部采用木材。没有新轮胎,我让省厅汽车旧件厂翻新废旧轮胎顶替。没有弹簧钢板,我竟出馊主意提出用楠竹替代,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史无前例的拖车真的造出来200多台,在实际运输中确也抵挡了一阵,发挥了作用。可是实践证明,这些拖挂车是短命的。设计装载量2吨的拖挂仅仅只能装1吨,由于道路路况不好,拖挂不能跑长途,很容易损坏,沿途可以看到一些损坏的拖挂车被遗弃在路边,路边也散落很多的来不及拖运的麻袋粮包。可那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天上不会掉馅饼,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决不能让武汉断粮!

记得一天夜里,劳累了一天的我刚刚在办公室躺下,电话铃就急促响了起来。我拿起听筒,对方是省委书记处分管财贸口的书记赵辛初同志,他急切地说:“秦忠,你速来武昌,张省长有急事找你,快!快!快!”

赵书记连说了三个快,我知道事情紧急,赶紧叫醒秘书方贤华和司机老刘,驱车直奔省政府而去。夏夜的汉口大街上没有什么车辆和行人,那辆老“华沙”轿车一路狂奔驶过长江大桥,冲到省政府门岗前。赵书记早就在门口等候。

何事如此紧急?还烦赵书记在大门口相迎?我开口就问:“赵书记,大半夜的,什么事情这样急?张省长有事明天找我也行啊!”

“秦忠啊,你吃不吃饭呐?”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哪能不吃饭呀!”

“张省长找你就是说吃饭的事情,关于粮食运输。”

话说着就走进了省长宽敞的办公室。张体学满脸严肃,心急火燎地说:“秦忠啊,我们遇到麻烦事,武汉要断顿了,全市现在只有一天的存粮。”

我一听这话倒是松了一口气,说:“不会的,我每天都有一张粮况表,这张绝密级的报表清楚列明每天的运输和存粮情况。这些天来运力虽然吃紧,但从进度看,我能保证武汉有34天的存粮。我天天盯着,不会错的。”

张省长抹着满脑门子的汗,解开了衬衣扣子,拿着把蒲扇呼呼扇着:“秦忠,你不晓得啊,北京现在吃紧,王(任重)书记现就在北京,答应国务院从武汉紧急调两天的粮食北上,这不,江岸车站正在装车……”

一听这话,我脑袋“嗡”的一下,汗顺着双颊就流了下来。

我知道,按原计划,我们能保证部分粮食通过铁路北调北京,大部分可以保证武汉的基本供应。可现在,一切全乱了,偌大的武汉,几百万人要断粮,这如何是好啊?!

武汉的夏夜闷热难忍,人们焦急的情绪更使房内的气氛充满了烦躁。省里的几位领导商议着。张省长朝我说:“秦忠啊,粮食汇集的问题我已经作了部署,现在麦子熟了,可以在田里边收边打边装袋。运输的问题一定要加码,要跟上。你有什么办法?”

“我有啥办法呀?全省的汽车都用上了,连拖拉机都没有漏一台,我恨不能把自己当车使,可……”

张体学打断我的话,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去找找武汉军区,请求部队调汽车支援。”

我一听,这倒是个办法。于是说:“是呀是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你省长出面找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一定会帮忙的。”

张体学省长同王海山副省长对视着诡秘地挤挤眼,又朝我说道:“这事虽紧,可我不便出面麻烦陈司令员。你先去找找你的老熟人,军区参谋长闵学胜同志嘛。红军时期你们都在一个师部,中原突围时他是你的旅长。你们这样熟,只要你开口,他能不帮忙?”

王海山副省长马上帮腔:“是呀是呀!就这样定了,不能耽搁,马上去,现在就去。”

省长顺水推舟,副省长旁敲侧击,我只有硬着头皮承接这个任务了。

离开省长办公室,驱车直奔武汉军区大院。拍开闵学胜参谋长的门,从睡梦中把他叫醒,说明了来由。闵学胜问我需要多少部队支援,我说一个团的汽车就行。闵参谋长为难了,他说这事很难办。他无权调动一个团的部队,这必须要找陈再道司令员。现在都已深夜,司令员休息了,明天再去可否?

我说现在就去,这事十万火急,等不得的。

闵学胜答应陪我一起去找陈再道司令员,可求援的话由我来说。我顾及不了那么多,拉上闵学胜乘车直奔茶港大院陈司令员的家。在司令员的家门口,我“咣咣咣”使劲拍门。警卫员开门见是闵参谋长和我,把我们让进了客厅,得知有急事,就去叫司令员。从睡梦中被我吵醒的司令员与我也不生分,隔老远就大声嚷:“秦忠,你搞么鬼呀?深更半夜不让人睡觉,吵死人的。”

“陈司令,你吃不吃饭呀?”我也学着赵辛初书记的口气说道。

“我又没病,哪能不吃饭呐?!”

“可是,武汉人民快没有饭吃了,我是来求援的,你无论如何要帮忙啊!”我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

司令员听着听着就坐不住了,眉头紧皱,双手叉腰,来回在客厅里踱着步子。司令员的夫人张双群同志给我们送上切好的西瓜。大家手里拿着西瓜却顾不上吃,厅内一阵寂静。

司令员停下步子说:“这事紧急,耽误不得,部队一定要支援你们。我看这样,先调部队支援,其他的事情我来解决。”

我一听有门,心中一阵狂喜。

陈司令员同闵参谋长商议着,说这事让闵参谋长直接办理。这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凌晨,闵参谋长回到军区作战部就下达了命令。我这才知部队驰援的汽车团还远在河南许昌,整个汽车团有300多辆车。我对闵学胜说:“参谋长,我还以为一个汽车团有1000多辆车呢。”

闵学胜哈哈大笑:“你以为是我们过去的步兵团?一人一条枪,一个团就有1000多条枪?就是一个骑兵团也不可能有1000多匹马呀!更何况是一个汽车团。能调动300多辆车支援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是你秦忠面子大呀!你放心,我们会全力以赴,按时赶到随县,听候你的调遣。”

汽车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但终归有了支援。赶回省政府向张省长汇报,省长办公室的灯光彻夜未熄,工作全部部署完天已大亮。为了迎接部队的汽车团,我必须赶到随县。于是,马不停蹄又驱车向随县奔驰而去。

在随县,与省粮食厅厅长杨云洲等同志接洽。才知道随县存粮均已调运武汉。现在正值麦收,这麦子是边割边打边装车。时间紧任务重,随县县委书记安海田、县长王小贵、副县长周培道、县粮食局局长孟光华都在现场。部队汽车团按时到达,此时的随县汇集了800多辆汽车。我在现场与粮食系统的同志衔接沟通,部署全盘的运输任务。田头村边灯火通明,人头攒动,这真像是一场战役,情景甚为壮观。各环节落实到人,所有的任务分派的清清楚楚。

装粮的麻袋不足,不得不从武汉紧急调运,这样就耽误了一些时间。上车的人力不足,当地的群众,男女老少齐上阵了。省里的领导到现场检查工作,见到道边损坏的拖斗车及一些散落的粮食麻包,看到因劳力不足搬运上车的速度快不起来,就直接批评斥责县委书记安海田组织不力,甚至有人提出要处分他。我告知省里领导,随县干部群众已经尽力了。那些损坏的拖斗车和散落的粮包是我的责任,与随县的干部无关。拖斗车原本就不是正规产品,它起到一定的作用,寿命不长损坏严重也在情理之中。至于道边的那些粮包,是因拖斗车坏损散落的。我为了赶进度,让大家先抢运田里的粮食,有空闲时再收拾道边的散包不迟。经我解释,省里的领导们未再批评安海田。

粮食上车的劳力不足,负责现场指挥的随县副县长周培道亲自上阵,也扛起了粮包。这个山东石岛的汉子是战争年代出来的干部,一口胶东话又急又快。此时见到他瘦弱的身影扛着粮包在人群中闪现。百十斤重的粮包终于把他压趴下了。我赶过去扶着他,看见他脸色苍白,额头虚汗,以为他病了,中暑了,赶紧让人端来一碗凉开水并叫来医生。安海田也赶了过来说,周培道连续工作已经两天没有休息了,也没吃东西,这是饿的呀!我看着那满场和满车的粮食,看着这饿晕的周培道,心里像堵着一团棉花,不知道是什么滋味。这就是共产党的干部,这就是共产党员。

见到现场扛粮的人们多半都踉踉跄跄的,到处都是粮包,可饿着肚皮的群众却没有人私自拿一点粮食。我心里涌出阵阵热潮,对安海田书记说,这样不行啊!都饿着肚子怎样干活?要求派人现场煮面条。安海田说,不能啊!他对全县下过命令,地里的粮食一粒也不能动,全部运武汉。我说为了赶任务,必须吃饱,这事我负责。于是现场安排支锅和面下面条。刚从地里打下的新麦,根本来不及磨麦罗面,用碾槽碾碎的麦粒下锅就煮成了面糊糊。真是久违了的场面,人们反应强烈,很久没有吃饱肚子了,很久没有吃到这样的正经粮食了。餐后,人们的干劲十足,装车速度明显加快。看着那满载的汽车奔驰远去,我心里有说不出的畅快。

安海田书记和王小贵县长趁工作间隙向我汇报工作。在县委的食堂里,我揭开装粮大缸的缸盖,薄薄的一层糠麸刚遮住缸底。我抓起一把问道:“你们就吃这个?”

安海田回答:“是呀,我们县委县政府还有这糠麸拌菜吃,可随县的群众现在连这糠麸也快吃不上了。”

我随安海田和王小贵去了安居、均川、洛阳、何店几个公社检查工作。在均川公社,生产大队的书记拦着我,不希望我去大食堂。当我执意揭开大食堂的铁锅锅盖,用大铁勺搅起的竟是煮得黑糊糊的野菜和树叶。那一刻,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心情十分沉重。

安海田说道:“积粮和运输任务压在我们头上,任务重呀!我们已经尽力了。说我工作没有做好,上级批评还要处分我,我都能接受。可是接下来的工作我们再怎么做啊?上级要我们顾全大局,跟党干了这多年,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是,任务是3亿斤粮食啊!老百姓没有粮食了,很多人都在吃野菜,吃树叶,再下去就要饿死人了。”

王小贵县长一个劲拉安海田的衣角,悄声说:“安书记,你的牢骚发错了对象。秦厅长是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委,他要是把你这话汇报上去,你的麻烦就大了啊!”

我闻之,停步对二人说:“我知道你们不容易,你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完成省里交给的任务,随县的情况我也知道了,除了粮食运输情况之外,我不会向上汇报其他的事情。”

安海田说:“厅长,就因你我比较熟,我这牢骚只有向你发了,憋在心里难受哇。有人说我保守,在瞒产。地里哪能出那么多的粮食?亩产能上万斤么?那是在吹牛。共产党员要实事求是,做人要讲良心,当官要对得起百姓!”安海田说着说着已泪流满面:“这样重的任务是让我从老百姓嘴里往外掏粮哩!随县要饿死人,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对得起随县的人民啊?!”

王小贵拦住安海田的话头:“安书记,这话不能说了,你这是对秦厅长说,要是传到外面,就会成为典型。这是右派反党言论啊!党票一撸就该回家了。上级交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谁都不能这样走。”

我深知历次的政治运动中祸从口出,因言获罪的事情不在少数。那时很多的事情只能保持缄默。安海田这样的言论若传出去非同小可。一个有良知的县委书记,一个心地无私的共产党员一定要保护。我心里一阵酸楚,好半天默默无语,最后说道:“这话到此为止,以后千万别再说了。我什么也没有听到啊!”

安海田催人泪下的话语被我捂在心里多年,历经数次的政治运动,都未泄露一丝一毫。几十年过去了,现在道出这个被我捂热的秘密已无大碍。回忆当年积粮运粮的往事,每每想起安海田这样胸怀坦荡心地无私的共产党员,心中总能涌出无数的感动。

随县的运粮进度抓得较紧,我又电话催促监利、洪湖方面。那里也同随县一样,粮食从地里收割,直接打场装袋上车。只不过那粮食是早稻,打出来的是稻谷。粮食从两个汇集地源源不断地运出,可这有限的运力赶不上武汉300万人口的口粮和调运北京的任务。各处上报情况的电话不断,我办公室的几部电话,那铃声响成一片。

接到省航运局的电话,称有一个万吨的运粮船队,从重庆起航运粮开往上海,要求沿途航线通畅。该船队现已进入我省石首水域。这个电话让我热血沸腾,我暗下决心,要让这船队的粮食先解武汉之急。于是电话致省航运局:通知武汉港区,立刻组织人力,在武汉截下这船队,紧急安排卸船。

省航运局犹豫迟疑,我电话重复:执行命令,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武汉港区拦截上海船队的准备工作正紧张地进行。我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在长江航道上截留别人的粮食只能是暂借,到头来也一定要如数归还。所以在准备截留船队的同时,我电话通知了各个方面:让荆州地委和行署敦促监利、洪湖各县加紧打粮,突击转运。电告洪湖港区,粮食必须尽快装船启运,船队沿途不准停歇,加速航行,限期到达武汉。

无数个电话打了出去,各重要节点也派干部亲赴现场督察。上海的船队途径武汉时被我们拦截,粮食即刻卸船转仓。上海方面获知消息,立即将此事状告到国务院。

我知道,自己把天捅了个大窟窿。

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这是省长的直通电话)响了起来,传来张体学省长的声音,他大声吼道:“秦忠,你好大的胆子,不请示不汇报就敢拦截上海的粮船?!人家把状都告到了国务院,总理正在追问此事,你叫我怎么说?!”

我答道:“省长,要解武汉的燃眉之急,也要解北京之急,你让我怎么办啊?我先斩后奏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先借他的粮用用,洪湖的船队已经起航,正在途中,最多两天就能到武汉,粮食一到我马上就还人家。他们上海船队在长江上还要走好几天,加点速度不会耽误它的。”

张体学问道:“这可不是儿戏,耍不得半点滑头,你敢肯定两天能凑齐还人家?”

“省长,军中无戏言,我说到做到,敢立军令状,保证还人家粮食!”

张省长口气平缓下来:“截都截了,那只有这样了啊!秦忠,你给我保证的啊,我这就回复国务院,给你兜着。这可开不得半点玩笑的,你以后少给我惹祸。”

在这紧急时刻,省里的领导也有本位主义啊!有省长为我开脱,心里踏实了。在截留上海粮船的29小时后,洪湖的粮船抵达武汉。我们在武汉港与上海方面完成了交接工作,粮食数量还多了些许。这事上海方面没有再追究,国务院也没有再追问。

突击运粮会战还在继续,运输逐渐走向正常,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好几个月没有回家,张体学省长和王海山副省长说是要随我去家里看看。中午时分到家,正赶上吃午饭。妻子谢建华下班刚回家,饭桌边坐着岳母、保姆和孩子们。省长一干人进屋把不大的房间站得满满的。张体学环视房间,眼睛就盯着饭桌上了。桌上只有三碟菜,水煮海带根、干炒豆渣、一碗腌菜。岳母端在手里的那是半碗红薯掺杂大麦粉煮的南瓜糊糊。张体学转身看到生铁锅里的主食已经被刮得干干净净,7岁的三儿子站在锅旁啃着锅铲把根上的南瓜糊糊锅巴。

张体学问道:“这是老几啊?”

我答:“这是老三,三毛呀。”

“哦,这就是‘地主’?那‘恶霸’是二毛吧?‘恶霸’呢?”省长较早两年见过我的几个孩子,知道孩子们的绰号,这会儿对上号了。

张体学手搭着二毛和三毛的肩膀:“两年没有见了,孩子怎么瘦成这样?秦忠,你家就吃这个?”

我无言以对,岳母插话:“顿顿都这样,伢们都吃不饱啊!”

王海山轻轻说:“我们的干部家家差不多,都没有什么正经粮食了。”

张省长沉默了,紧紧搂着孩子的肩膀,红着眼圈,半晌没有啃声。临走时仅对我说了一句话:“秦忠,你好好在家休息几天吧。”

黄昏时分,武汉粮食局陈彪局长派人随车给我送来一袋大米(180斤)、一袋面粉(50斤)、四瓶香油,并留下话说,这是张省长特批条子,吩咐让直接送来的。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是当时最好最奢侈的物资了。下班回家后我得知此事,十分感动,我家庭的事情还劳省长费心啊!我知道武汉的家庭基本上都粮食不足,人们都是瓜菜代地过日子。想想随县吃糠咽菜的干部和群众,我怎么也不能搞特殊啊!当晚,我和妻子建华向机关食堂借了三轮车,将这些东西送还到不远处的市粮食局小仓库。

粮食会战一直延续到1961年。湖北各县的农民们自己饿着肚子,为国家奉献了多少粮食,湖北交通系统的广大职工组织运送了多少粮食,我这个运输副总指挥对具体的数字已经记不清楚了。三年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的日子,随县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出现浮肿、干瘦病流行和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湖北各县都出现这样的情况。积粮运粮的工作还在继续,从原来的两个积粮点扩展到全省各县。上交国家的粮食不仅是供应武汉,而且要支援其他各省和重灾区。我们的运输点线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长。

按国家有关规定,老苏区县是可免交公粮的。就我知道的麻城县、红安县同样在向国家上交粮食。红安县从县长到每个百姓都勒紧裤带,为国家度过难关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提供了一亿六千万斤粮食。

1960年冬,省长张体学去红安视察回武汉后,连夜要通了北京的电话:李副总理,你就是砍我脑壳,也要给我两亿斤粮食!百姓们没法活了!

李先念副总理紧咬嘴唇,半晌才开口:你就是砍了我脑壳,我也拿不出两亿斤粮食……”

当红安人听说这件事后,红安县委庄重地作出决议:再上交一千万斤大米,支援重灾区。这一千万斤大米,是当时四十二万红安人留给自己的口粮啊!当这个决议在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时,三百多位人民代表一起投了赞同票。而他们自己却在忍饥挨饿!

很多年过去了,那发生在困难岁月中的许多往事也许会慢慢淡忘,但那场积粮运粮会战的日日夜夜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不能忘记那些在最困难的时刻,辛勤工作克己奉公的共产党员和那些基层干部们;不能忘记顾全大局为国奉献,自己饿饭也从嘴里往外掏粮的湖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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