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八十载——钱信莎事件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02-11 07:39:41

钱信莎事件


        钱信莎,女,原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员。文革期间,她曾是二医大造反派的一个头头。1968年毕业分配来兰州军区驻青海西宁市第四医院工作。
        分配来不久,总后勤部有一个叫陈昌洪的干部率领两个人,持有当时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亲笔批示的介绍信来兰州军区,说有重要问题要向军区主要领导当面直接汇报。因我当时地方上“支左”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就由张达志司令员和政治部副主任李樾接待,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陈昌洪在汇报中说,第四医院的钱信莎有重大问题,要求兰州军区派人派车协助他们把钱信莎从青海抓来兰州关押。并说,案情的审查完全由他们负责,兰州军区只负责派人看管,不能让死了、跑了,也不准问及案情。
        按照他们的要求,军区在招待所安排了他们的住宿,并立即派人派车协助他们连夜到西宁四医院把钱信莎押解来兰州,关押在军区看守所,并抽派女同志专事看管,由陈昌洪他们开始对钱的审讯。
        由于陈昌洪一行人在审讯过程中搞了不少逼供行为,并明显有打骂、虐待等发生,致使钱信莎对立和抵触情绪很大。对此,看管人员向军区有关领导作了反映,有关领导对陈昌洪等人的做法也提出过意见,请他们注意政策。但因为他们自恃是上面派来的,对军区领导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还认为是“同情反革命”。 经过半年多审讯,陈昌洪一行回北京向军委办事组汇报。
        1970年初,专案人员又带着黄永胜等人的亲笔批示从北京来到兰州,要把钱信莎案交给兰州军区负责审理,理由是“钱信莎是兰州军区的人”,但又说“钱案”中有涉及中央领导的材料,为了保密,案情和档案材料全部带回北京,不移交兰州军区。我们军区有关负责同志对他们这种作法感到困惑不解,表示不愿接受这个案件,理由是,事情发生在二医大,前段由总后专案组审查,兰州军区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请他们向军委办事组反映这个意见。于是,他们返回北京汇报。
        再次来兰州时,他们带来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人的批示件,坚决将此案移交兰州军区,除一般性材料留下外,“核心”材料仍不移交,并且不准留下军委办事组的所有批件。对此,军区有关负责同志产生了怀疑,觉得军委办事组可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怕将来一旦出事说不清楚,便坚决要求他们将详细案情移交清楚,并将军委办事组的批件留下,否则,军区坚决不接收。
        陈昌洪等专案人员见军区态度如此坚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将案件作了一般性介绍,并将所介绍内容的有关档案材料留下,至于军委办事组批示件只同意给留下复印件,原件仍要带回北京。
        经过反复争论和协商,军区只接受对他们所移交案情材料有关内容进行核查,其它问题军区一概不加过问,最后的定案处理由军委办事组审查决定。就这样,在以军委办事组名义的高压下,兰州军区不得不将“钱信莎案件”接收下来,组成了由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成克仁为组长的专案组。
        专案组成立后,对移交的材料所涉及的几个问题作了调查核实,但没有发现什么重大问题,更没有涉及到什么有关“军委领导”的问题。在讯问中军区专案组没有发生逼供现象,这一点钱信莎本人也承认。
        几个月后,军委办事组多次催要军区上报材料,并几次电话说明军委办事组领导同志的意见,要我们以军区党委名义,按“现行反革命分子”定性报军委办事组。军区党委经过认真的研究讨论,认为根据现有材料根本不能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她虽有些错误,也只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极左”的过火行为,构不成“反革命”罪,更不能以兰州军区党委名义向上写这样的定性报告。
        军区专案组电话向军委办事组专案人员讲明兰州军区党委的意见后,军委办事组专案人员答复:军委办事组领导不同意,坚持要按“现行反革命”定罪,并以军区党委名义书面正式上报。在此压力下,我们无奈,只得写报告,但在报告开头明确写上了:“按照军委办事组首长指示,将钱信莎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上报军委办事组,是否适当,请审定批示“。这个报告送上去后,一直没有批复。
        1971年“9.13”前几天,陈昌洪等人又突然来兰州,对军区的报告只字未提,只说要将“钱案”收回,由他们自己负责审查,并要组成“联合审查组”,由总政、总后、二医大、兰州军区派人参加,由总后负责。军区对他们收回“钱案”表示欢迎,觉得松了一口气。并提出不派人参加“联合审查组”,因为不了解情况,参加了也不起什么作用,总之是想尽快摆脱此事。
        正在同总后来人协商之际,还未正式办理“钱案”移交手续,“9.13”事件发生,黄永胜等人也被抓起来了,北京来人匆忙返回,从此,“钱案”再无人过问。
        “9.13”后,我们军区几个常委在一起讨论,都觉得“钱信莎案件”从始至终都是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以军委办事组名义一手操纵审查的,这里面可能有什么阴谋,但背景到底是什么不清楚。现在黄永胜既然倒台了,就立即向军委写报告,建议解除对钱信莎的关押。
        报告送上去后还未等批复,军区就先将钱信莎释放,改为办“学习班”,并向她传达了林彪事件和黄永胜等人被抓起来的情况,让她一边学习,一边等待军委的批示。但不知什么原因,军委一直没有批复。这样,一直等到11月初,军区见上边迟迟没有动静,便自行决定完全恢复了钱信莎的自由,送回第四医院工作。
        “钱信莎事件”是“结论”硬强加给我的所谓“阴谋陷害军委领导同志”、“恶毒诬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行的依据。那么,一个二医大学生的事件和以上罪名又有什么联系呢?免职以后我才搞清楚此事的背景,原来钱信莎据说是叶剑英元帅的一个亲戚!
        利用“钱信莎事件”硬强加于我一个“陷害”军委领导同志既叶剑英同志的罪名,这未免有些太牵强并太不实事求是了吧。第一,前面已经说过,“钱案”是兰州军区被迫接受的,并且只负责审查其中的“一般案情”部分。至于黄永胜等人到底要搞什么名堂?要通过钱信莎整谁?他们始终未向兰州军区透过底。对于“钱案”,我和张达志同志以及军区其他有关领导,从一开始就有怀疑,并千方百计进行抵制,但无济于事,因为,作为下级的兰州军区来讲,毕竟顶不住上级用军委名义强压下来的指示,我想,兰州军区党办和军委有关机要部门应该还保留有当时的多次往来电话记录以及有关的上报材料和备忘录,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第二,我们确实谁都不知道钱信莎是叶帅亲戚这一背景,那么,被迫接受这个案子就是把矛头指向叶剑英元帅,这个结论未免下的太武断了吧!
        曾作过总政主任的肖华应该很清楚,我们党内斗争多,各种不同时期都有中央的犯人被押解到基层看管,兰州军区条件艰苦,地处边疆,更是如此。这些上面来的犯人,我们只有配合派人看管的义务,根本没有过问的权力,有很多人从来到走,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犯了什么错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肖华作总政主任时期我们这里也来过总政的犯人,难道这也要由我们负责?都要记到我们帐上?
        “钱信莎事件”是“文革”浩劫中无数个冤、假、错案之一,但这并不是我造成的,也没有兰州军区的责任。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韩先楚和肖华,说话办事应该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既然“三中”全会以后党内的思想已经得到统一,我们党也结束了“文革”所造成的各种混乱,那么,利用混乱年代所造成的混乱事端又来制造新的冤、假、错案,那岂不更是错上加错吗?
        “钱信莎事件”,不把罪责挂到林彪反党集团头上,反而挂到兰州军区和我的头上,这岂不是本末倒置、是非颠倒了了吗?这岂不是告诉大家,林彪反党集团抓人无罪,而我们释放了人倒有罪了?这不是等于站在林彪反党集团的立场上,帮助黄、吴、李、邱开脱罪责吗?
        “钱信莎案”,实际上是邱会作搞的打击报复,但是肖华、韩先楚却将“钱案”作为所谓“冼家帮”要“阴谋陷害敬爱的叶副主席”的主要罪证写在“结论”里,以此来挑唆激怒叶剑英元帅对我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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