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八十载——“三个文件”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02-04 01:31:51

“三个文件”


         1967年6月,奉毛主席、周总理指示,调我到北京去领受解决甘肃问题的具体任务,几天后,中央又把当时甘肃的各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和原甘肃省委书记胡继宗同志也调去。在中央的会议上,拿出了毛主席提出的关于结合胡继宗同志的指示和由中央指定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名单,在此基础上经过讨论并形成了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因为是8月5日从北京带回来的,因此甘肃群众称之为“八五”文件)。文件中,中央明文确定了要结合谁、怎么搞大联合、成立省革委会等一系列问题。我在甘肃“支左”,完全是遵照这三个文件办事的。     由于对三个文件各派群众意见不统一,尤其是“革联”的群众,抵触情绪相当大。当时,街上出现了不少大幅标语,有拥护三个文件的,有反对三个文件的,持反对意见的大标语直接点名说三个文件是张达志、冼恒汉欺骗中央搞的,要:“打倒张、冼,解放大西北”等。因此,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非常艰巨,要把全省的群众联合在三个文件的精神下,要复工﹑复课,成立革委会,恢复秩序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
        那一段时间,我们全体“支左”人员几乎是连轴转,哪里出现问题就到哪里去,哪里需要解决问题随叫随到。有好多次我都已经吃了安眠药,脑子已开始犯困了,电话一来,说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放下电话,马上就得走。到外面冷风一吹,睡意也就没有了。当时就是感觉责任重大,一点都马虎不得。
        但是,在筹备成立省革委会的过程中,各派群众组织的意见不一致,甚至“红三司”自己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争论的很厉害,影响了大联合的进度,这样,就有一个统一认识,即促进联合的问题。
        分歧的实质是成立甘肃省革委会时结合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甚至一直到省革委会已经成立以后,有些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都很大,具体地说就是反对结合胡继宗同志,提出结合裴孟飞同志。
        当然作为裴孟飞同志本人,在原省委工作期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由于运动一开始便得罪了群众,有些群众组织还心存芥蒂,另外当时中央对他的问题也没有一个说法。
        胡继宗同志是当时在北京解决甘肃问题时毛主席亲自点名要结合的干部。这个同志很朴实,工作也很踏实,过去和华国锋在湖南一起工作过,在湖南的口碑很好。
        我当时在讨论结合谁这个问题的时候,支持中央提名结合的胡继宗等领导干部,没有同意一部分群众提出的结合裴孟飞的意见,我认为这对稳定当时已经初步恢复的政治局面是有好处的,对巩固当前大联合的雏形也是非常有利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胡继宗同志在省里工作的很好。他认真踏实﹑任劳任怨,在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个新秩序的工作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后来,这个同志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于繁重的工作,不幸心脏病发作去世。
        由于各派群众组织在干部问题上以及各派在革委会中占有席位名额上的意见不一致,造成各派争论不休,互不相让,街上的大字报一茬接着一茬的换,不是你的盖了我的,便是我的盖了你的,常为这些事引起一些事端。
        在省革委会成立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问题几派都有分歧,工作是异常的艰辛,要做每一派的工作,因为“大联合”是基础。那一段时间,我们的“支左”干部真可谓是“苦口婆心”了。
        尽管我们给各派组织的头目都做了很多工作,根据毛主席关于“要支持革命群众组织中的左派”的指示,对他们尝试团结和教育,但个别造反派头头,还是从各自的派性地位出发,争权夺利,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致使我们对某些造反组织头头深感失望。这也造成了后来革委会中军人成分为多,而群众代表则以劳模为多的普遍现象,理论上应由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组成的革委会,最后实际上主要由军队干部组成,而红卫兵和老干部在革委会中占的比例很小。
        由于文革初期的无政府主义,许多干部都被本单位或社会群众组织分别关押批斗,致使这些干部身陷囹圄并成为各派群众相互争斗的原由。针对这一混乱状况,我们以统一监管的名义,将各派组织抓去关押审查的省厅级地方干部,全部收归“支左办公室”统一管理,取消各派成立的专案组,对这些地方干部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除了大张旗鼓宣传三个文件的基本精神,把重点放在做好各派群众组织的联合工作上,我还亲自抓造反派的整风,抓兰州地区三派组织的大联合。我要求支左人员一律下到基层,狠抓三个文件的落实,促进解放干部和大联合,并以省筹备小组和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的名义,制定和发布了有关消除派性,制止武斗,保持安定,发展生产等三个八条规定,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按党的干部政策对待,反对“挂黑牌子”、“戴高帽子”,随意罚跪捆绑,不准乱揪斗、抄家搜身;规定凡离开工厂、学校到社会上参与活动的工人、学生一律回工厂、学校就地“斗、批、改”,不准搞大规模的上街游行和批斗大会;要求各单位的各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禁止相互武斗,并下令收缴散落在群众中的枪支、匕首等,这些规定对稳定当时甘肃的局势起了一定的作用。
        1968年1月24日甘肃省革委会成立,成立以后连革委会的牌子都没有地方挂,结果挂到兰州饭店。因为当时原省委、省政府的机关及重要公共建筑物都是群众组织占据着,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叫喊。那一段时间大的武斗虽然没有发生,但小的诸如你搞我我搞你一类的冲突还是经常发生。解放军“支左”人员虽然在努力做工作,但有的地方做通了,解决了,有的地方解放军根本进不去。社会秩序还是很乱,警察不敢维持和干涉。
        那一段时间社会上针对解放军、针对我本人以及新成立的省革委会的大字报和大标语都很多,有反对的,有拥护的,今天你的盖了我的,明天我的盖了你的。对这个问题,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又不是地方干部,对地方上的干部、群众又不认识,我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矛盾,他反我什么呢?我又反他什么呢?无非就是一个要政府,一个不要政府;一个要治,一个要乱嘛。我们是完全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搞大联合,搞“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为此而努力去工作的。当然,在那样混乱和复杂的情况下工作,要不犯错误是很难的,这是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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