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八十载——军内“四大”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01-24 04:32:32

第二章   军内“四大”


不理解也得理解:这就是“文革”?


        1966年初,我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到天水县农村刘家庄大队参加社教。我搞社教的那个地方很苦,干旱﹑缺水,老百姓生产和生活十分困难。养牲口没有草,烧锅烧炕没有柴,我们和土改时一样,住在农民家里,吃轮流“派饭”。群众多数情况下只能吃玉米面糊糊(当地叫散饭)和窝头,我们也吃这些。老乡们没有水喝,哪里还谈得上洗碗,我每天吃完饭都是和当地老百姓一样,用舌头把碗舔干净。
        老百姓生活苦,又加上文化低,全村几百口人和牲畜饮用水只靠一个“泉眼”,既不卫生也不方便,我到天水驻军要了些钢管,叫人把泉水引到便于群众接水的地方,又将人、畜用水分开,老乡们也觉得这样很好。
        由于陇海线穿越我住的村头,因此我们每天都可以看见来来往往的火车经过。1966年8月间,过往的火车车厢上突然出现了许多大幅标语,记得有“打倒裴孟飞!”“打倒马继孔!”,还有什么“火烧”“油炸”等。由于裴孟飞同志和马继孔同志当时都是省委书记,而过去又从未见到过这种斗争方式,因此感到十分惊讶。当时我们的消息并不灵通,报纸是一个星期由通信员送来一次,又不能及时看到中央的文件,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兰州铁路局职工到省委门前静坐,北京来了红卫兵,省委瘫痪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红卫兵。那天,火车不知出了什么故障,在离村不远处缓缓停下。也许是想下车活动活动身体,从车上下来了一群带着红袖章的学生娃娃。他们围坐在一起,象是开个临时会议。当时正值8月下旬,甘肃已经见凉了,可这些孩子们却还都穿着短裤短衣,很有纪律的样子。我已经从文件中和报纸上知道了北京红卫兵,这趟车恰巧又是从北京过来的,因此心想,这大概就是红卫兵了?
        有些老乡围了上去看稀罕,我也快步走了过去。看见他们果真在开会,是在讨论去新疆揪斗王恩茂的事情,我当时心里就想:这些娃娃是不是受了谁的指示?
        看见一个年龄稍大些的,象是他们的头,我把他叫了出来。我对他说:“你们可不能乱来呀,王恩茂可不能打倒,他是好人。”他看我穿着便衣,以为是个农村干部,觉得解释多了我也理解不了,便说:“大伯,您不懂,这是文化革命!”
        这就是文化革命?我心里充满疑惑。
        由于要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10月初我结束了社教,回到兰州。
        回来以后我才了解到,早在6﹑7月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由于省委汪锋﹑裴孟飞﹑马继孔支持兰大学生李贵子,一派群众组织先是逼死该校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基(这事件当时曾轰动全国)。尔后,在1966年8月1日冲击铁路局和一些中学,搞打﹑砸﹑抢,引起铁路职工不满,到省委静坐﹑绝食。为了平息铁路局事件,当时汪锋同志就把责任推到裴﹑马身上,撤了裴孟飞和马继孔的职。但愤怒的铁路职工和学生们仍然不肯罢休,加上北京红卫兵的串联鼓动,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们把矛头指向了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
        那时全国已经开始了红卫兵的大串联,各地政府机关几乎都是焦头烂额,工作陷于瘫痪。当时汪锋同志被红卫兵揪住不放,追得无处藏身,还在兰州军区大院东头的六栋房躲过一段。
        我回来以后,对地方上由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领导干部人人自危的情况感到十分忧虑并很不理解,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八次接见红卫兵的事实,又说明了毛主席是有意识地支持红卫兵,运用红卫兵的力量去冲开“阻力”并全面展开“文革”的。作为军人,服从是天职。虽然弄不懂中央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好在军队当时并没有乱,对于地方上发生的一切我们只是时刻在关注,而并没有参与和干涉的任务。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统一全党的思想,要把“文化大革命”坚决推向高潮。   
        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和当时的总政主任肖华找我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齐同志到西山去,向我们打招呼说,贺龙是大土匪,是大军阀,国民党曾派人到他那里策反,很坏等等,叫我回去以后向张达志传达,叫王、左向郭鹏同志传达,要我们搞好思想转弯。我听后吃了一惊,当即说:“他是土匪军阀是过去的事嘛,红军二、六军团会合时都知道,他不是把策反的人都枪毙了,现在怎么又成问题了?前一段他不是陪同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嘛,到底咋回事嘛?”叶帅和肖华没有理睬我,只是叫我们转好思想弯子。我回来后如实向张达志同志作了传达。
        当时,西北的部队虽已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但架子基本还是贺龙部的老底子,军队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贺龙的老部下,对贺老总的感情是很深的,对于要打倒贺龙这件事,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是不通的。和张达志同志统一思想后,我们决定不转弯子﹑不传达﹑不理睬。
        会后,大约是11月上旬,军委又把军队干部留下参加座谈会。会上,当时的军委副秘书长、总政主任肖华指示,要在全军的机关、院校、文艺、体育单位开展“四大”,大闹三个月,把军队的问题好好揭一揭。
        对于军区机关开展“四大”,当时我们思想是不通的,弄不懂为什么要把军队搞乱?但“文化大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作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不理解也得理解。当时林彪为此还有句名言:“理解的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执行”。因此回来后,仍然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这两个会议的精神和肖华的指示,并在军区机关作了动员。11月14日,军区机关“四大”就正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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