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八十载——离开右江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12-20 06:33:59

离开右江


        一九三0年,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军阀反对蒋介石,六月混战在湖南,蒋介石命令云南军阀龙云派兵袭击南宁,企图直捣桂系军阀的老窝。龙云利用同李明瑞的旧关系,派人给李明瑞送信,要红军让出百色。在这种情况下,红七军集中主力一、二纵队,于果化地区伏击滇军,激战数昼夜,双方都毫无进展而退出战斗。我红七军仍回恩隆(平马)、奉议(田州)、百色休整。九月整顿右江各县赤卫队,在田州将各县赤卫队编为第四纵队,黄治峰同志任司令。    
        十月上旬,第一、四纵队集合在田州新街后面大草坪开誓师大会。这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下午部队准时到达,大家席地而坐,都静静地等待张军长、邓政委亲自来动员讲话。   
        不一会儿,首长们到了。会场指挥员高喊:“全体起立!立正!”而后跑步向军长、政委报告:“部队已全部到齐。”张军长和邓政委叫部队坐下后,开始讲话。讲话大意,是要到外线(根据地以外)作战,寻找机会消灭敌人,扩大苏区和红军。誓师大会第二天,第一、四纵队就从田州出发了。   
        就在部队集合,正准备出发时,我的妈妈和嫂嫂赶到,给我送来两双鞋子。当时家已被地主民团烧光了,家里什么都没有,这两双鞋子还是嫂嫂做给哥哥的,因我要出远门,便让我带上备用。这一来可解决了我的困难,更重要的是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力量。两双鞋,虽然是小事,但可见妈妈和全家人对我的关怀和支持!   
        我的妈妈还拉着我的手呜咽着问:“你们这一走,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呢?......” 我安慰妈妈:“用不了多久就会见面。”谁知这次离家,竟一直到全国解放后一九五一年我才又得以重返家园,整整二十二年我与家人音讯皆无、生死不知,只有这双鞋,唯系着我对家乡时时地思念...... 后来听说,就在全国解放前夕的一九四八年,妈妈叫着我的乳名离开了人世,她盼这个一去不复返的儿子见最后一面,死都没有闭上双眼......五一年我回家,还特地从青海给妈妈带了一件皮筒子,好让她老人家冬天过得暖和些,结果看到的却是荒墓一座......愿妈妈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一、四纵队从田州出发,经凌云,凌云有几百民团,稍打一下就被消灭了,我军在那里休息一天,第二天继续行动。经乐业、凤山、天峨、南丹,到河池同军部和二、三纵队会师。十一月五日在河池整编,三纵队大部、四纵队全部编入一、二纵队。纵队改为师,一纵队改为十九师,二纵队改为二十师,三纵队仍保留番号,改为二十一师,韦拔群同志任师长,带领该师少部分仍在东兰,继续坚持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整编后,在河池开了一个誓师大会,军长、政委的讲话和喊的口号,同在田州一、四纵队的誓师大会大不相同,讲话和口号大致都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配合全国红军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听军长、政委讲话后,部队情绪饱满。我们宣传队也照此写标语作宣传。   
        一九三0年十一月十日,我军从河池出发,到三防休息几天,十二月四日猛攻长安,因为这是攻打柳州的必经之路。激战持续了四天三夜,我军伤亡惨重,我们宣传队也参加抢救伤员,冒着枪林弹雨背战友、抬伤员,不少的同志背在背上时还能感觉到微弱的呼吸和喘气,等到了临时卫生所放下一看,人都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牺牲了。由于仗打得残酷,时间耗得太久,我军难以坚持。加之桂系军阀白崇禧打败滇军后,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不断派兵增援,并坐阵指挥,我军攻打不下,不得不向北撤退。   
        十二月十一日退至福禄(黔桂边),休息时间很短,大概一、两天,部队又向三江、龙胜前进。因为我们是宣传员,不知道行动意图,只听传说去攻打桂林,我们宣传队就议论开了,长安都攻不下,桂林能打下?十五日,部队到三江县龙胜,知道敌人已有准备,这样就放弃原攻打桂林的计划了,部队又转向北行动。十二月二十二日进驻湖南绥宁,二十六日猛攻武岗,经六昼夜恶战攻打不下,五十五团团长何莽牺牲。湖南军阀何健派兵增援,部队撤出战斗,并向南转移。   
        一九三一年元月六日,红七军攻占广西全州,休息四天,精简机关,我们宣传队解散。我被分配到军部“军官训练所”当学兵。
        元月十六日进驻湖南道州。湖南军阀分几路围攻我们,我们连夜撤退,敌人尾追。我们又向南翻过苗山进入广西,元月二十二日到达广西贺县的桂岑,这时部队经过三个月的连续作战,伤亡、掉队、开小差的不少,严重减员,只剩三、四千人。有的连队一仗下来死、伤、逃跑,只剩下几个人,战斗之隙我们还要分头挨家动员老百姓参加红军,作开小差战士的工作,动员他们归队。鉴于部队情况,红七军前委决定进行整编,把师缩编为团。十九师编为五十五团、二十师编为五十八团。   
        从桂岑出发后,部队进驻广东连县,休息了七天。广东军阀纠集了八个团向连县扑来,我军撤出连县,转到乐昌县的梅花村,第二天粤军四个团又尾追至梅花村,我军不得不奋起抗击,激战两昼夜,敌伤亡一千多人,我军也伤亡七百多人,原二十师师长李谦同志不幸牺牲。   
        部队撤出战斗后,绕过乐昌到乐昌以北渡河。当五十五团和指挥部及五十八团一部渡过河后,敌人正赶到,封锁渡口,雨点般的子弹落在河里。奉李总指挥、邓政委命令,没有过河的部队退回去,另找地方渡河。于是,没有过河的五十八团的一部份、军部和军官训练所沿江北上。进至石坪,把未过河的五十八团编为五个连,番号仍叫五十八团。这样五十八团、军部、军官训练所为另一路,辗转地渡过了禾昌河,进入湖南,经郴州境内,向酃县前进,于三月底至四月上旬到达酃县湘赣革命根据地黄泥塘。在当地游击队与群众的配合下击退地主武装及民团的进攻,俘敌数十人,我无一人伤亡。在黄泥塘休息几天后,继续向酃县前进。在酃县的水口镇与王震同志率领的独立一师三团,打了一个误会仗,以后得知独一师三团是来接我们的。   
        与湘赣独立师的会师使部队情绪大振,大家都兴高采烈,觉得与朱、毛红军会师已实现了。那些打柳州、桂林没有实现,沿途又到处碰壁,同朱、毛红军会师无期的诸多悲观失望情绪,被会师的兴奋所代替了,大家顿感斗志倍增,觉得革命大有前途,大有希望。   
        张云逸军长率领的五十八团与王震政委率领的独立一师第三团,继续向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前进。到茶陵附近时,湖南军阀陶广率两个团尾追而来,红七军战士与红独一师三团密切配合,将优势的敌人击溃,俘敌团长和士兵一百余人。四月二十日,我军至永新城。休息时间不长,张云逸军长率领五十八团(实际五个连)、军官训练所和红独一师、红二十军从永新出发,攻打吉安永阳镇守敌罗林旅,打垮了敌人,解放了永阳。   
        在这次战斗中,军官训练所开始作预备队,后来部队攻一个山头不下(敌背水而战,打得很顽强),张军长命令,由军官训练所去攻。结果我们攻下来了,并紧紧追击敌人至永阳赣江边。赣江水深,敌人无路可逃,只有放下武器,举手投降。我从敌人手中夺取了一支德国造的双筒枪,这支枪我一直背到河西教导队毕业。   
        李明瑞总指挥和代政委许卓(据说邓小平同志到上海去了)于五月中旬率领五十五团、五十八团一部分,从崇义赶到永新,和张云逸军长率领的从永阳胜利归来的部队汇合,从此,红七军结束了从广西到江西数千里路的辗转长征。   
        红七军两部分会合不久,便同二十军、独立一师统一行动,归李明瑞指挥,攻打盘踞安福之敌韩德勤旅,消灭该旅一个团,俘敌数百人,缴枪、炮约千支,其余敌人窜回安福城,闭门踞守,我们没有再攻打安福城。   
        红七军回永新后,召开党代表大会,清算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从此,我们才清楚红七军离开右江根据地去攻打大城市,致使部队损失惨重,是执行立三“左倾”路线的结果。   
        关于这一时期的“左倾”错误,毛主席一九三六年底还专题在“红大”作过讲演。他反复讲解了所谓“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的严重错误估计和军事冒险主义。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主席也作过精辟分析:“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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