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贺龙元帅诞辰112周年文选——贺龙同志在西南----李 达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09-18 09:58:05

   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曾经三次在贺龙同志领导下工作,前后有十几年的时间。他那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指挥才能;他那胸怀全局,舍己为人,关心和爱护同志的高贵品质;他那严肃认真,深入实际,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作风;他那热情豪爽的性格和宽阔的胸怀;总之,他那颗对党对人民炽烈的赤胆忠心,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解放祖国大西南之战胜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刘伯承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二书记兼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兼西南军区司令员。从此,我又有机会在贺龙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在党中央和西南局的领导下,为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贺龙司令员呕心沥血,建树了卓越功绩。

挥军入川   毛主席、中央军委在部署解放大西南战役时,给予贺龙同志的任务是:率部配合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的作战行动,积极吸引和抑留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第二野战军断其退路时,迅即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贺龙同志接受任务后,和李井泉、周士第等同志率领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及第一野战军主力之一部,分兵三路,从陕西南下。在进军中,掌握部队前进速度,是取得这一战役胜利的关键。当时,部队指战员情绪高昂,盼望加快进军速度,早日解放大西南。贺龙同志耐心地对大家说:“这次,毛主席给我们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先慢后快。开头,我们从北面进攻的速度要稍慢点,过快了,惊动了胡宗南,他就可能逃跑。等刘邓大军从南面切断了他的后路,那时候关起门来打狗,我们可就要快了。”   这时,胡宗南正狂妄地自吹自擂,说什么他“三个兵团防守的秦岭防线,万无一失”,“共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也正是这时,贺龙同志已在秦岭北麓布阵就绪,“突而不破”,紧紧地牵住了他的鼻子。等我军对成都盆地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上来,胡宗南才如梦初醒,急令他的三个兵团弃守秦岭、巴山防线,向成都地区逃窜。但是,他已经成了瓮中之鳖。   贺龙等同志抓住战机,立即挥师,如蛟龙出海,猛虎下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秦岭猛扑过来,抓住胡宗南的尾巴穷追猛打。由剑门关到朝天驿一线,大都是悬崖隘路,栈道崎岖,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又时值大雪纷飞,天寒地冻,部队行动非常艰难。进军路上,贺龙同志时而跑到前面观察情况,时而在泥泞的道路上和战士们边走边谈心;他和大家同吃同住,搭个铺板,就睡觉,大家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贺龙同志的言传身教和沿途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战士的斗志。追击部队高唱着“快快追,快快赶,不怕脚肿不怕寒,赶到成都捉战犯”的战歌,奋勇前进。越过巴山后,贺龙同志命令主力之一部尽快抢占灌县,保护都江堰,以防胡宗南利用岷江之水制造泛滥。梦想依托秦岭、巴山和剑门关等天险阻我入川的胡宗南,万万没想到,现在这些却变成了他自己的穷途末路。由于贺龙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适时地把握战机,巧妙地指挥部队猛追猛打,终将南逃敌人之后尾尽歼于川西北地区。贺龙同志在给中央及西南局的报告中说:我们“遵照先慢后快的战略指导方针,以极小的代价歼灭敌近八万,促成残敌二十六万余人超乎预料地迅速土崩瓦解,川西北完全解放,军事任务圆满完成。”

改造起义部队   解放大西南之战胜利结束后,西南军区面临着对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九十余万部队进行改造的繁重任务。   根据毛主席关于对这些部队“包下来”的指示精神,中共西南局制定了对起义、投诚部队进行改造和处理的方针:“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理,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致散之四方,且不为蒋匪所利用扰乱社会。”在西南局领导下,贺龙同志具体主持这项工作。他反复分析研究了起义部队的状况,认为刘文辉、邓锡侯、卢汉等人,起义较早,在西南影响较大,首先做好他们的工作,对稳定局势有重要作用。于是,他在百忙中,亲自到刘文辉、邓锡侯家里,向他们开诚布公地讲解我党对起义将领的政策,征求对西南工作的意见,还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家庭生活情况,使他们很受感动。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心悦诚服,表示一定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多做对人民有益的事。贺龙同志还多次接见起义将领,做了大量工作。他向那些对国民党反动派仍有幻想的人,进行耐心说服;对企图利用自己的势力,向我党讨价还价的人,则严正忠告他们,不能三心二意,只有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认真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建设新中国服务,才是唯一的出路。派到起义部队的我军工作人员,按照贺龙等同志的指示,在起义部队的下层军官和广大士兵中,开展了诉苦运动等项政治工作,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所有这些,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有一次,贺龙同志到重庆检查工作,回成都时,我派了一个警卫连担任护送任务。过了内江以后,天色已晚,司机看不清道路,把汽车开到了一个起义部队的营地。当时,局势很不稳定,匪特四出活动,曾发生过起义部队哗变事件。随行的同志们担心会出意外。但是,贺龙同志十分镇静,爽朗地笑了笑说:“你们紧张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做工作嘛。”贺龙同志进入营房,召见了该部的军官,勉励他们好好学习,接受改造,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临别时,他们列队为贺龙同志送行。   贺龙同志勇敢坚定,沉着机智,令敌人慑服,使同志敬佩。他的声誉和威望,对争取和团结民主人士与起义部队,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在党中央和西南局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下,在各项群众运动的配合下,我军在短期内完成了改造旧军队的艰巨任务,使西南的整个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清剿残匪   早在解放前夕,蒋介石匪帮就在西南布置了“应变计划”。他们乘我立足未稳之际,勾结封建势力,纠集惯匪和散兵游勇,利用封建迷信组织,以残酷屠杀的方法,裹胁群众,到处制造反革命暴乱,给我各项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到一九五○年三月底,全区股匪已达一千多股、二十七万余人,并在继续扩大。因此,清剿残余匪特的斗争,就成为我们在西南解放后的中心任务。   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及时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了这个情况,并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作了剿匪斗争的部署。他们要求各部队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大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结合征粮和生产,迅速展开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运动。   在进剿以前,贺龙同志指示部队深入调查情况。他还不顾个人安危,亲自下去检查工作,了解敌情。有些封建地主、土匪头子放风说什么:“只要共产党不在西南搞减租退押,就可以让你们站住脚。你们把锅打破了,没有我们补不起来!”贺龙同志听到后,坚定地说:“我们不搞减租退押,还叫共产党吗?我们不但要搞减租退押,还要搞土改。我们自己打破的锅,自己补!”他在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剿匪问题的报告,逐个分析了几个大股匪首的来龙去脉,指出:“土匪的产生绝不是因为征收公粮问题,而是国民党残余匪帮勾结封建势力,妄图建立大陆游击根据地,作垂死挣扎。不管这些匪徒如何顽抗与猖獗,我们党政军民共同协力,一定能很快清除他们!”   贺龙同志十分重视整顿部队纪律,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他强调指出,大股顽匪多在深山老林的少数民族地区,因此,我们团结好当地兄弟民族,是分化瓦解敌人,彻底歼灭匪特的决定条件。川西北的黑水地区,是国民党残匪盘踞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也是我们剿匪斗争中的一个顽固堡垒。开赴该区的剿匪部队,按照贺龙同志的指示,揭露了匪首付秉勋的阴谋,公布了他的罪状,做了争取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工作,并运去大量布匹、粮食、盐巴等物资,广泛救济当地人民群众。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很快歼灭了这股残匪,创造了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剿匪的范例。   在剿匪斗争中,贺龙等同志指示部队按照匪变我变、灵活机动的战术原则,对大股土匪,“以集中对集中”,实施分进合围、远途奔袭和猛打穷追;当残匪化整为零,流窜边沿山区时,则“以分散对分散”,以连、排、班为单位,跟踪追歼,反复搜剿。同时,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运用各种形式,彻底揭露匪特的谎言和罪行,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匪首,消除了群众顾虑。贺龙同志还要求部队积极参加生产救灾、筑路和兴修水利,大力支持群众减租退押的斗争。他带领机关干部,亲自参加抢修成渝公路的劳动。广大农民群众通过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斗争,得到了粮食七十五亿斤,平均收入较前增加二至三倍。在此基础上,又在部分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从而扩大了我党我军在新区的政治影响,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西南六千多万农民群众已经初步发动和组织起来。毛主席在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对贺龙、邓小平等同志报告的批示说:“你们送来的一九五○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八十五万人,缴枪四十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干净剿灭残余匪众而奋斗!”   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又批转了西南军区剿匪的经验。   至一九五一年五月,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我们取得了歼匪百余万人的伟大胜利,基本上肃清了全区土匪,稳定了大西南,并为进军西藏、支援抗美援朝,创造了有利条件。

进军西藏   一九五○年一月,西南军区接受了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贺龙同志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西南局的领导下,亲自组织筹划进军的准备工作。贺龙同志非常重视这次进军西藏的政治工作,特别是民族工作。他反复强调:“我们这次进军西藏,在军事上打败敌人是没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打胜仗,做好团结西藏各族人民的工作。我们能够进去并站住脚,主要依靠我们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模范遵守群众纪律。总之,要把贯彻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放在第一位。”他还勉励准备进藏的部队学习藏语,了解藏民的风俗习惯。贺龙同志召集了解西藏情况的同志,开了几次座谈会,倾听他们对进藏路线、后勤供应等问题的意见。他还搜集了有关西藏的图书资料,反复研究。邓小平、贺龙同志着重指出:西藏的经济、地理和气候的特殊条件,给进军部队的衣、食、住、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补给问题必须解决好。我们的方针是“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军区要成立专门的支援机构。贺龙同志多次听取后勤准备工作的汇报,并反复交代,要给进藏部队最好的装备,最好的骡马,他们需要什么,只要办得到,就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他还亲自察看为进藏部队设计的服装、用具、餐具等样品,连衣服缝子缝多少针,口袋怎么开法,帽子挡寒不挡寒,都一一过问。他指示后勤部门:“试制部队装具,既要适应高原的生活条件,又要适应作战需要,多在保证部队吃饱、穿暖、减轻负担等方面出主意、想办法。服装的样式一定要设计好,质量要高一点。军人就要有个军人的样子,不要穿的窝窝囊囊,服装做得好,战士们爱穿,也爱惜,这实际上是节省了。”战士的服装做好后,他亲自试穿过才放心。   在开始进军时,西藏地方反动政府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将藏军主力菌集在昌都地区,企图顽抗。我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西北军区骑兵支队的配合下,于十月间进行了昌都战役。我军经过大小二十余次战斗,歼灭了藏军总部及主力部队,部分藏军宣布起义。昌都战役的胜利,给了西藏地方反动政府以沉重打击,促进了其内部分化,他们终于在一九五一年二月派代表团到北京进行谈判,并于五月二十三日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五月二十五日,根据协议规定,西南、西北军区进军部队分路开赴西藏。   这里,着重谈谈修筑康藏公路的问题。进军期间,在毛主席“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保障进藏部队物资供应的指示下,军区组成了由工兵部队和进藏部队参加的筑路大军,决心在飞鸟难到的世界屋脊上修筑康藏公路。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为世界公路建筑史上所罕见。当时,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嘲笑我们:这不过是一种“幻想”。面对这个挑战,贺龙同志斩钉截铁地说:“这条康藏公路不但一定要修,而且一定要把汽车开到拉萨!”他在重庆召集筑路部队负责同志和工程技术人员开会,同他们一起研究公路的线路和各项具体问题。工程开始后,他委派我到工地督促检查工作,指示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及时向他报告。   筑路开始后,物资供应就发生了困难。由于对高原气候不适应,部队的工作条件较差,许多战士营养不足,体质严重下降,影响了施工的进度。贺龙同志对此极为关切。他指示后勤部门说:“那里地势高,空气稀薄,气候恶劣,战士们常常吃不饱,半个月见不到太阳,体力消耗很大。你们要千方百计,定质定量地搞好实物供应,保证战士们的健康。”他委派军区后勤部长余秋里同志带工作组深入工地调查研究,切实解决筑路部队的生活问题。根据贺龙同志的指示和西藏的具体情况,及时从内地加工、调集了大量物资和药品,改善了筑路部队的工作、生活和医疗条件,保障了施工的正常进行。筑路部队发扬“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在藏族人民的帮助下,战胜了重重的自然障碍,历尽艰辛,终于在西藏高原架起了一条二千四百多公里的幸福“金桥”。这条公路的建成,不仅有力地配合了进藏部队的行动,而且对于巩固西南边疆,建设新西藏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进藏部队认真贯彻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拉萨举行了会师大会。西藏的和平解放,使百万农奴摆脱了帝国主义和西藏反动统治的枷锁,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贺龙同志在指挥进军西藏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心血,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三反”和整编   一九五二年,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西南军区相继进行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整编部队的工作。   “三反”一开始,贺龙同志就亲自动手抓运动。他不仅自己经常深入第一线检查工作,调查研究,并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层层下水”,深入发动群众。他率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仓库查看积压和浪费的情况,还亲临一些建筑工程现场,细心检查施工质量。他在很短时间内,跑遍了军区的几个主要单位和仓库。在全国胜利的形势下,有少数干部铺张浪费,追求排场,滥用国家资金,大肆修建办公楼,群众意见很大。贺龙同志看到这些情况,气愤地说:“这都是人民和士兵的血汗,有的部队战士到现在还住帐篷,可是我们有些人却在大兴土木。这不是为士兵服务,而是为少数人服务!我们要把这个歪风打下去,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某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为自己设计建造了漂亮的办公楼,而对面山包上执勤的一个连队,长期住帐篷,他们却漠不关心。贺龙同志知道后,立即前去查看,当场命令:“这房子不准他们住,不但不准住,而且还要作检讨。叫他们搬出来,让给执勤的连队住!”为了更好地教育干部,推动运动的开展,他指示有关部门举办了“三反”展览会,并亲自指导军区文工团排演文艺节目。   在运动后期,贺龙同志特别强调定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他说:“定案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一定要按政策办事,材料要反复核实,定案要恰如其分,不能草率。”他嘱咐政治机关,对定案材料还要进行复查,定错了的或定得不适当的,要坚决纠正过来;对犯错误的干部,要着重思想教育,提高觉悟,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
  贺龙同志亲自抓“三反”运动,曾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赞扬。中央通过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号召领导干部要象贺龙同志那样“司令官上前线”,把运动抓紧抓好。   经过“三反”运动,全军区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得到了进一步纯洁和巩固,气象为之一新。   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开始了部队整编工作。贺龙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指出这是关系军队建设和几十万人的大问题,各级党委一定要圆满完成这个政治任务。他针对当时部队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反复讲解整编和节约的意义。他常说:“我们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落后了,就要挨打。”但是,“强大的国防要依靠强大的工业做基础。军队不进行整编和节约,就会影响增加生产,国家就不可能加速实现工业化,国防力量也不可能很快加强。整编不是削弱而是为了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贺龙同志一再嘱咐,一定要搞好复员转业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了解,整编不单纯是减少吃饭人数,主要是为着发展生产,建设国家;对复员转业人员,一定要妥善安置,鼓励他们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使他们各得其所,发挥所长。   在整编过程中,贺龙同志指出,要在全军区人员中树立统一集中及正规化思想,建立严格的军事生活秩序,加强纪律和内务条令的教育,克服游击习气和分散主义倾向。同时,贺龙同志还要求部队参加各种可能的生产建设工作。他说,“人民群众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榨,生活非常穷困,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我们必须参加生产和厉行节约,只有军事上打了胜仗,经济建设上也打了胜仗,国家才能巩固。”   经过整编,初步克服了头重脚轻的现象,部队冗员大为减少,机关较前精干了,工作效率提高了,部队更加纯洁和充实,战斗力大为加强。军区后勤工作经过一系列的整顿,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军区上缴了历年节余的大量经费,清出大批积压物资,既改善了部队的物质供应,又支援了国家建设。

关心干部 爱护战士   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干部路线,搞五湖四海,不拉山头,不搞宗派,这在贺龙同志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对干部,无论是原来的部属,还是由兄弟部队调来的,从无亲疏之分。他对兄弟部队调来的干部,倍加关心照顾;对领导干部,特别是老部下,要求更严;对犯错误的同志,往往批评得很严厉,同时又教育他们改正错误,轻装前进;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同志,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又提醒他们不要翘尾巴。   贺龙同志十分重视军队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他积极地进行组建军事院校的工作,向负责这项工作的干部讲办军事院校对提高部队军政素质的重要意义,教他们如何办校,及时解决办校过程中的困难。南京军事学院成立时,他指示军区干部部:“要下决心把能抽出来的老干部都分批去学一期。在战争年代,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有了,就要好好学一学。不学,就不能适应军队的发展。”   部队文化教育运动开始后,贺龙同志以自己在旧社会出身贫苦,念不起书的切身体会,向大家反复阐述学习文化的重要性。他在军区直属队文化学习典礼大会上说:“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必须首先提高部队的文化科学水平。有了文化科学知识,我们才能更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现代复杂的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提高干部的思想、业务水准和领导能力,培养出大批适应于现代国防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全体干部、战士“要拿出冲锋陷阵的精神来攻克文化碉堡,苦学苦练,争取在文化学习中立功当模范。”在军区党委的领导和贺龙同志的热情倡导下,全军区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文化学习运动,全军区应该参加文化学习的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的干部战士参加了学习。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文化教育为主的部队,就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员扫除了文盲。贺龙同志高兴地说,部队扫除了文盲,毛主席的著作、党的指示可以直接和连队见面了。   贺龙同志很关心院校和医务部门中的技术干部。他每次下去检查工作,都再三叮嘱这些单位的负责同志要按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办事,让知识分子和技术干部大胆放手工作;对于留用的技术人员,要注意团结教育,发挥他们的特长。他还交代,每逢年节,都要请技术干部会餐,使他们感到党的温暖。   贺龙同志关心群众疾苦,爱护战士,是无微不至的。他严格约束部队,教育干部战士模范遵守群众纪律。如果发生了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只要他知道了,总是批评得很严厉。在一次行军途中,有个干部随手把牲口拴在老乡的树上。贺龙同志看到树皮被牲口啃坏了,非常心疼。他批评这个干部说:“老乡种这棵树可不容易啊,你怎么能这么粗心大意呢!”说着,亲手把缰绳解下来,用泥土把树皮封好。在西南开始进行国防、经济和交通基本建设时,由于设计不当,侵占了一些不该占用的良田,影响了农民的生活。贺龙同志感到这个问题很大,及时把这些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报告,并建议各有关方面引起注意。   有个时期,少数部队发生了不关心战士,甚至侵犯战士利益的现象。有的连队任务过多,战士睡眠不足,病了也缺乏照顾。针对这些问题,一九五三年七月,贺龙同志在军区连队政工会议上说:“在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各项工作,都是依靠广大战士去完成的,没有战士就没有一切。因为枪要战士打,刺刀要战士拼,房子和公路也要战士修,离开战士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所有领导机关和连队干部必须加强爱兵观念,一切工作都应当从连队出发,为战士着想。”“干部对战士应该象父母对儿女、哥哥对弟弟一样,随时关心战士的冷暖,战士有病更要体贴照顾,这样才是好干部。”他每到一个部队,总要问问战士们家里的情况,连队生活怎么样,伙食搞得好不好,觉睡得够不够……。   贺龙同志非常重视军内的民主生活。有一次,他到一个连队去看望战士,跟他们谈心,问他们对工作有什么意见,连长、指导员工作搞得好不好?有的战士不敢讲话。贺龙同志和蔼地对战士们说:“有什么不敢讲的?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嘛。国民党的军队只许当官的讲话,我们人民军队人人都可以讲话,心里有话就说。这是我军的民主传统,也是我们克敌制胜的一个传家宝。”

顾全大局 艰苦奋斗   贺龙同志历来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顾全大局,艰苦奋斗,忘我地为党为人民辛勤工作,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表率。   贺龙同志一贯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切听从党的安排,他常说:“部队是党的工具,党委托谁指挥都是一样。如果我指挥过的部队,只能我贺龙带,不听别人指挥,那就是说我贺龙没有党性,没有把部队教育好。”在向川西北进军之前,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正集结在秦岭以北。他欣然表示,从进攻态势来说,十八兵团入川最合适,我就带十八兵团吧。   西南刚解放时,急需从部队抽调大批干部去做地方工作。贺龙同志向干部部门交代:地方需要干部,要多少,就调多少,一定要调好的,不能把不好的调给地方。他和邓小平同志还强调指出,不要害怕干部水平低,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只要他们听党的话,按政策办事,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可以破格选用,放手让他们去工作,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还有一次,总政治部提出从西南军区抽调一批文艺骨干,加强总政文工团。贺龙同志知道后,对有关部门说:“北京解放了,在党中央、中央军委身边,应该有一个更强的文工团。既然需要,就把我们的文工团全部调去,我们再重新组建。”根据贺龙同志的指示,军区把他精心培育多年的战斗文工团整个上调给总政治部。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央军委从军区先后抽调了几个军。贺龙同志嘱咐我们说:“参加抗美援朝的部队,干部一定要配备好,配得强一些。前方需要什么,我们就支援什么。”他和邓小平同志还特别强调,部队调去后,一切都要服从志愿军司令部的指挥,我们军区就不要再插手。在一次战役中,从西南军区调去的某军,由于战斗失利,部队减员。他和邓小平同志听了汇报后,立即指示我们:马上给他们调足够人数去补充!前线的负责同志接到电报后,感动地说,这次虽然军区首长没有批评我们,但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非把仗打好不可!在秋季反击战中,他们果然立了功。   贺龙同志作风深入扎实,凡事总喜欢亲自动手。解决问题、布置工作,他尽量亲临现场,和有关同志具体研究,迅速作出决定。他知识渊博,做报告、讲话,非常生动和富有风趣,常常用通俗易懂的比喻,形象地解释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大家非常爱听。他讲话很少拿稿子,但是在讲到毛主席的指示以及有关时间、地点、数字时,几乎一字不差。如果没有对党、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贺龙同志身患高血压等疾病,可是,他忘我地为党工作,很少休息。他生活上艰苦朴素,严格律己,从不搞特殊化。他下去检查工作时,部队同志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多做几个菜,他就批评说:“搞这么多菜干什么?给我炒点素菜就行了。”教育大家要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有时,他喜欢穿带补丁的衣服。有的同志说:“解放了,条件好了,首长还穿补丁衣服干什么?”他笑笑说:“这是在延安时穿过的,现在穿它,光荣啊!”每当赴藏慰问团回来,把当地群众送给贺龙同志治病的一些药品,如麝香、鹿茸、藏红花等转交给他,他总是说:“群众的心意我收下了,这些东西都归公,由公家处理吧。”   贺龙同志以他光辉的革命实践,赢得了西南军民的衷心爱戴,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尊敬。但是,他从不把功劳归于自己,而是归功于党中央、毛主席及西南局和军区党委的领导,归功于广大指战员的努力。他谦虚谨慎,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他常说:“自己享受人民的东西太多了,但工作做得很少,这是很抱愧的。”   每当我想起贺龙同志的这些发自肺腑的话,就很不平静。贺龙同志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巨大贡献,却成了林彪、江青一伙恶毒攻击的目标。他们无耻地制造种种谎言,疯狂诬陷贺龙同志,把西南局和西南军区所取得的伟大成绩说得一团漆黑。但是,历史不能篡改,乌云遮不住太阳。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贺龙同志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英明领袖华主席和敬爱的叶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毅然奋起除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贺龙同志的革命事迹又得以广泛传颂。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   贺龙同志生前极为关心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为之作了艰苦不懈的努力,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遗言和经验。让我们继承先烈的遗志,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加速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吧!   贺龙同志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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