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红飘带 — 忆父亲 (五)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7-08-01 07:45:13

洪湖啊,摇篮 洪湖,父亲革命的摇篮。 那袅袅的波浪,是摇篮的轻盪;那婉婉的涛声,是母亲的吟唱。那满湖的水哟,似乳汁;哺育着亲亲的哟,好儿郎! 水长长,人茫茫。惟有文章,说毋忘! 《解放军出版社》为纪念“八一”建军节80周年,出版了《星火燎原·未刊稿》丛书,出版说明中这样写道: “早在1956年8月,为迎接1957年建军30周年,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部署,在全国发起以‘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为题的征文活动。当时的征稿范围,涵盖了我军各个历史时期的建军、作战、练兵、生产、群众工作、军民关系和参加经济建设等方面史实,包括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片断,著名战役和战斗的经过,革命领袖和英雄模范人物的故事,部队生活纪实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审阅修改了部份文稿。9位元帅和431位开国将军、62位省部级领导以及数万余名官兵,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撰写了征文。总政治部专门成立的编辑部收到征文万余篇,从中精选337篇文章,汇编为《星火燎原》丛书。毛泽东同志题写了书名,朱德同志作序。该丛书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成为反映我党我军光荣传统的红色经典代表作之一。” 在这次征文中,父亲的两篇文章入选,载入第一版《星火燎原》丛书。在此,谨以其中的一篇献给“八一”南昌起义80周年 — 洪湖伤病员之家 周 长 庚 洪湖后方,共有第一、二、三、四医院及邓家墩医院,形成了一个后方医院群。第一、二医院在瞿家湾,第三、四医院在柳关,大都借用民房和没收地主的一部分房屋作病房。这些医院都有分工:瞿家湾的第一、二医院,一个收病号,一个收伤员。除给轻伤、病员治疗外,他们还担负伤、病员分类工作。柳关第三、四医院接收中等伤、病员,也是一个收病员、一个收伤员。重伤、病员就转到洪湖邓家墩医院。在这几个医院中,以洪湖邓家墩医院最大,也是我最难忘的地方,因为我一开始就在这个医院工作。那时是1930年。 在汪洋一片的洪湖上,远远就可以看到有三个连在一起的小岛。岛上是一片新建筑,灰黑色的瓦,粉红色的墙,淡黄色的窗户……掩映在绿树丛中,这就是邓家墩医院。这个医院的规模在当时来说是很大的,有专门的病房、手术室、药房、消毒室、厨房、开水房、图书室、军医讲习所课堂等。东西两岛是内、外科病房,中间小岛则是院部及各工作室。 手术室在当时来说是很讲究的,有两层玻璃窗,外面还装有百叶窗。为了保持室内的清洁和卫生,没有工作是不能随便进去的。可是,只要趴在窗子上,就可以看到手术室内的情况:有消毒间、手术准备间、药品器械间、手术间、敷料间。各种器械、药品,陈设得整洁而有秩序。晚上,煤气灯亮了,灯光透过玻璃,照亮了半个岛,照彻了一面湖。水上的渔民们都啧啧称赞:“我们的医院真好啊!简直像个水晶宫。” 病房可容纳两百多人,病床排得整整齐齐,室内清洁而安静。平时走进病房,听不到工作人员的说话声和伤、病员的叫喊声,也闻不到重伤员伤口发出的腥臭味。病床上都铺着干净的被褥,病历和手巾也挂得整齐有序。领导上对工作要求很严,他们经常深入病房进行检查。矮胖的谷继生院长来检查的时候,如果发现哪张用绳子扎结的病床没有和别的对齐,就会摇摇头,叫你马上把它对齐,绳子松了,就叫你拉紧。药都在病房换。护士换药的时候,都推着一辆换药车。 两百多人的大病房,简直像个大统舱。这里不仅有红军的伤、病员,也有政府工作人员和附近的老百姓。当时,军队、政府和人民总是祸福同当,风雨同舟的。 医院的技术水平也不低。我们的医生,大都是从外地请来的,他们都有专长。我们医院的谷院长、医务科长李醉白,内科医生刘光,还有三四个医生(现在记不起名字了),都是很有经验的。瞿家湾第一医院的院长毛金富也是以内科专长闻名的。第二、三、四医院的院长也很出名。在这些人员当中,除了像刘光医生这样一两位是党员之外,其他的都不是党员,但他们都把自己的家庭、父母、妻子、儿女留在白区,独个儿冒着危险,从上海、汉口等大城市来到洪湖。他们不辞辛劳地为红军服务,为人民服务,这种精神是很感人的。因此,我们很尊重他们,注意在工作上、生活上照顾他们,在政治上帮助他们,并衷心地祝愿他们能成为红色医生。 那时的外科,主要是四肢手术多。四肢手术,又以取异物、腐骨等为主,其次是结扎和缝合血管等手术。 医院的领导机构也很完善。除了院长和政委外,还有医务科长、总务科长等。总务科长管财经,在他的领导下,伙食也办得很好。他经常派船出去买菜。傍晚,听到水响,就知道小船披着晚霞的红光转回来了。船上装着很多鱼,也有肉和鸡,还有蔬菜。因为常吃鱼,负责同志就解释说:“我们靠水吃水,鱼吃得多一点,大家没有意见吧?”伤病员都很高兴地说:“好得很,没有意见!” 伙房的同志都很会做菜,特别是鱼做得到家。他们先把鱼用油煎得二面黄,然后加上佐料用水煮。煮好后,把锅盖一揭,一股香味就会冲得你流出口水来。那鱼又鲜又嫩,色、香、味俱全,我至今还有余香不绝的感觉。 由于住在水中央,伤病员入院以后,没处走。别说戏院、电影场,就是书报也很少。他们一天到晚守着一张病床,精神上没有调剂,脑子里自然会纠缠个人的病痛和生死。领导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想出一个办法,在附近请了三个双目失明的算命先生到医院来,自然不是要他们来为大家算命,而是请他们来为伤病员演唱。每天上午换药以后及下午午睡起床以后,他们就带着胡琴到病房来了。只要门口有人喊一声:“肖先生来了!”病房里马上就会活跃起来,有的从床上坐起,有的就向肖先生围过去,有的不能动,就在床上叫:“到我们这里来,到我们这里来!”爱热闹的青年工作人员也凑过去,和伤病员聚在一起。大家的欢迎,使肖先生高兴得呵呵笑。他在凳子上坐了下来,试了试弦后,问道;“要个什麽呀?”“随便!”“来个四川小调好吗?”“好!”于是,肖先生就在喝彩声中拉起了胡琴,唱起了四川小调,唱到逗趣的地方,大家乐得前仰后倒。听完一曲又叫再来一个,于是,湖北小调又来了。医院就是这样,采取这种当地的、办得到的、又能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解决伤病员的文化食粮。 我们在医院工作的热情都很高,没听说有不安心工作的。一个护士平时要护理三十多个伤员,战时就更多了。我记得在瓦庙集战斗之前,领导上动员说:“大家要突击工作,争取使现在的伤员在最短的时间内重的减轻,轻的出院,准备迎接新的任务。”于是,突击工作开始了,好多地方打破常规,白天黑夜都在病房守侯着,真是上下一体,全力以赴。每当发现伤员的伤口有好转的时候,心里就感到安慰。如果解开纱布一看,伤口好得不快,伤员同志也会着急地问:“护士,我还要好久才能出院啊?”你如照实回答,他们总会不满意:“还要那麽久,不能提前一点吗?”这时,护士的心里就很不好过,觉也睡不着,请教医生,连夜寻找原因。经过这样的努力,不少轻伤员提前出院了,不少重伤员也因伤情减轻,转移到柳关医院,医院的病房空出了一大半。瓦庙集战斗结束以后,我们接收了大批重伤员,每个人要护理八十个人。为此,大家展开了护理竞赛,保证自己接收的伤员伤口好得快,出院归队快。大家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是感到伤病员是自己的阶级兄弟,伤在他们的身上,痛在自己的心上,自然要加紧工作,为他们尽力分忧。 在阶级自觉的基础上,院里的休养员没有一个人留恋这里安适的生活,他们总是还没有恢复健康就要求提前出院。所以当时我们都要学会一套劝说他们安心休养的话。不过,也有例外。在我们的病房里,就有一个战士已经住了一两年,也没能出院,因为这个同志的运动神经中枢受伤,全身瘫痪,除了能咽食物外,什麽都不知道,连翻身也要别人帮助。清醒的时候,口中念念有词,但什麽也听不清楚。对于他,医院是很关心的,昼夜都有人照顾,天天擦擦摩摩。经过两度寒暑,始终没有长过褥疮,而且长得很胖,大家认为这是护理工作上的一个奇迹。 工作之余,我们除了到“军医讲习所”听医生讲课外,也到湖上荡小船。当我们把船划出去后,回头看看,总有洗衣班的女同志蹲到湖边上为伤病员洗衣服、洗敷料。她们高挽着衣袖,嘻嘻哈哈地一面洗衣,一面谈笑。在我们医院里,有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员是女同志。她们昨天或者前天还是受苦受压迫的农村妇女,而今天却已成了洪湖上的新女性,时代的新女性。 洪湖,有时风和日丽,水波不兴;有时天昏地暗,恶浪滔滔。但是,不管气候如何,邓家墩上的人们总是不停息地工作着。伤病员来了,接收检查站立即忙碌起来,听护送医生交代情况,详细检查和登记;晚上,码头上人来人往,摇晃着忽闪忽闪的马灯。伤病员出院归队是最热闹的时候,工作人员首先给他们办好出院手续,然后就帮助收拾行李,送他们上船。在码头上,大家互相招呼,互相叮嘱:“到了前方写信来,经常把胜利消息告诉我们!”“好的,我们一定多消灭敌人,来报答你们!”人们全都沉浸在团结友爱的气氛中。就这样,伤病员一船一船地送进洪湖,又一船一船地离开洪湖。入院的时候像静脉管中的血液,归队的时候,则是动脉管中的新血球了。他们到了前方,英勇战斗,为人民立下不朽功勋;同时又不断地寄来信件,问候或感激医院中的工作人员,还传来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消息。 1931年春,我奉调去湘鄂西警卫团工作,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邓家墩医院。在这里,我深深体会到了党对人民军队指战员健康的一贯关怀,感受到了红军卫生工作人员忘我的工作精神以及和红军指战员之间深厚的阶级感情。洪湖后方医院,在洪湖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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