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曾涤

目 录 序言…………………………………………………………………………………… 王恩茂（ ）
悼词…………………………………………………………………………………………… （ ）
曾涤同志生平纪略……………………………………………………………………………（ ）
曾涤同志是怎样去世的………………………………………………………………常玉文（ ）

怀 念 一位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王首道 王恩茂 袁任远 李步新（ ）
追怀曾涤同志…………………………………………………………………………熊 晃（ ）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朱家胜（ ）
回忆曾涤同志…………………………………………………………………………肖友明（ ）
深切缅怀老战友曾涤同志……………………………………………………………肖道生（ ）
沉痛纪念曾涤同志逝世三十周年……………………………………………………贺劲南（ ）
忆曾涤同志……………………………………………………………………………傅志华（ ）
忆曾涤…………………………………………………………………………………曹相如（ ）
深切怀念曾涤同志………………………………………………………曹达诺夫 扎义尔（ ）
怀念老首长曾涤同志…………………………………………………………………周旭民（ ）
永远的怀念……………………………………………………………………………刘炳正（ ）
魂系天山 誉满边陲………………………………………………………王寿臣 吕钧吾（ ）
深切怀念敬爱的曾主任………………………………………………………………刘凤歧（ ）
深切的怀念 奋进的力量………………………………………………………… 延国民（ ）
一位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李流长（ ）
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刘 皓（ ）
遗爱人间………………………………………………………………………………唐天中（ ）
尊敬的领导 可爱的师长……………………………………………………………卢庆科（ ）
悠悠岁月 绵绵怀念…………………………………………………………………夏 兰（ ）
缅怀好领导曾主任……………………………………………………………………张志超（ ）
为新疆工业交通建设呕心沥血……………………………………………… 杨克 张业汉（ ）
业绩留青史 光彩照后人……………………………………………………………李恽和（ ）
回忆曾涤同志…………………………………………………………………………杨润贵（ ）
新疆民族干部怀念曾涤同志………………………………………………达吾提 沙塔尔（ ）
迅忽人生 风范长存……………………………………………………………… 李 立（ ）
忆爸爸…………………………………………………………………………………曾利利（ ）
祭爷爷…………………………………………………………………………………曾 铮（ ）

遗 文 黑夜的红光……………………………………………………………………………………（ ）
红军在雪山草地………………………………………………………………………………（ ）
八路军威名天下扬……………………………………………………………………………（ ）
远归……………………………………………………………………………………………（ ）
痛悼党的领导者任弼时同志…………………………………………………………………（ ）
坚决保卫社会改革……………………………………………………………………………（ ）
克服政治工作中的官僚主义 全力为生产建设服务………………………………………（ ）
大生产运动成就辉煌…………………………………………………………………………（ ）
发挥青年先进带头作用 推动工作不断胜利前进…………………………………………（ ）
在乌鲁木齐青年渠破土典礼上的讲话………………………………………………………（ ）
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中增强党性………………………………………………………（ ）
卷后语…………………………………………………………………………………常玉文（ ）

序 言

　　曾涤同志是我共同战斗、一起工作过三十多年的老战友，今年是他逝世的三十周年。三十年岁月流逝，但回忆往事，曾涤同志的革命业绩和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如在眼前。 　　我和曾涤同志在一起工作是从井冈山斗争年代开始的，直到他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我们才分开。我们一起经历了中央苏区残酷的五次反“围剿”斗争，一起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途程，一起参加了八年抗日斗争，又一起行进在“第二次长征”——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的行列中。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在西北战场上同一个部队里并肩战斗，进军新疆后仍然在一起工作。我们长期共同承受着各种挫折的考验，也在一起分享着胜利带来的喜悦。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红军长征终于爬过雪山走出草地，到达甘肃哈达铺，我们买到一个大锅盔，吃到了差不多一年里第一顿饱饭时那种无比欢乐的情景。 　　曾涤同志从少年时起，就把自己献给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的事业。他十四岁时就是湖南浏阳县农民暴动队伍中的骨干分子，十八岁时起就担任了党的县委书记、省委儿童局书记等职务，动员和组织当地群众和少年儿童投入粉碎敌人“围剿”的斗争。红军长征途中，他在红六军团政治部俱乐部主任、军团直属政治部主任等岗位上，为粉碎敌军的围追堵截不遗余力。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过侯马团团长兼政委、三五九旅七一九团政委等职，在敌后战场上为打败日军侵略出生入死。在南泥湾他和所在部队与全旅一起创造了军队大生产的奇迹。在被称为“第二次长征”的南征北返中，他担任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第三大队政委，又一次经历了人间罕见的血与火的严峻考验。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独六旅政委、二军六师政委、一兵团政治部副主任等职，为最后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曾涤同志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他是一名具有才华的高级政治工作干部。在革命战争各个时期，他都朝气蓬勃地奋战在自己的岗位上，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全力以赴地为团结、巩固、扩大部队而呕心沥血。曾涤同志是出色的宣传鼓动家，他的演说语言生动，感染力很强，常常是在他眉飞色舞的演说鼓动下，使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一个个加入了革命的洪流，使大批俘虏幡然醒悟，掉转了枪口。曾涤同志还多次受命去扩军和筹集粮款，每次他都能克服各种困难，圆满地完成任务。 　　新疆和平解放后，第一兵团奉命进疆屯垦戍边。曾涤同志先后担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我们又在一起为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多为少数民族做好事”的指示而共同努力。进驻部队担负了繁重的生产、剿匪任务，还要大力支援地方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建立各级政权等，曾涤同志总是处处从大局出发，以有力的政治工作来保证这些任务的顺利完成。1956年，他脱下军装，担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主持工业交通工作后 ，就常年奔波在天山南北各个厂矿和建筑工地上。由于当时新疆还不是国家建设的重点地区，几乎每个项目都需要地方上自筹资金。曾涤同志不怕困难，千方百计动员职工群众勤俭办厂，尽量少花钱多办事，从而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经过数年的努力，不仅将王震同志在解放初期领导创建的一批工矿企业巩固下来，还新建扩建了许多工业交通项目。到他调京工作时，在昔日只有一个三百千瓦的发电厂和一座小炼油厂的新疆，已建成了基本能够满足地方需要的钢铁、有色和稀有金属、机械、煤炭、石油、电力、水泥、纺织、制糖、造纸等一大批厂矿企业，一些工业产品还能够供应内地。八一钢铁厂还成功地轧制了轻型钢轨，用它铺设了二百多公里地方铁路，这在全国尚属首创。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民航运输网和邮电通讯网也已初步建成。工业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大大促进了自治区整个经济文化建设的进程，大大增强了自治区各民族的团结，曾涤同志在这方面是功不可没的。 　　曾涤同志一生保持着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这些是有口皆碑的。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和平建设时期，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同那里的干部、战士或少数民族群众打成一片，无论男女老少，大家都愿意接近他，给他讲心里话。他像柳树一样，只要在有群众的地方，他都能在那里扎下根，把群众动员组织起来。曾涤同志一生清正廉洁，不谋私利，不搞特权，他不愧是各族人民忠诚无私的好儿子。 　　曾涤同志艰苦奋斗数十年，但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四人帮”集团的诬陷和迫害。他被说成是贺龙安在中央组织部里的“黑钉子”，坏人也给他罗织了种种吓人听闻的罪名。曾涤同志被抄家、批斗、押上汽车游街。不久，他又身患重病，接着被下放干校劳动，终因心力交瘁，造成主动脉瘤暴裂，于1971年英年早逝，使我至为痛心。 　　曾涤同志走完了他短暂的人生途程，但他的一生是革命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曾涤同志离开了我们，但我们会永远纪念他。几十年的斗争经历证明，曾涤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他的光荣革命业绩将永存于世，他的崇高品德和革命精神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在《忆曾涤》出版之际，常玉文同志希望我为此书作一序言。我已病重，就说这些作为这本纪念文集的序言吧。 王恩茂
2001年3月
于北京

悼 词
（1979年12月15日） 　　我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深切悼念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曾涤同志。 　　曾涤同志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和康生的摧残迫害，于1971年12月14日含愤逝世，终年五十八岁。 　　曾涤同志是湖南省浏阳县人。一九一三年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早在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1930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红军。1930年9月至1932年10月任湘赣苏区萍乡县三区团委书记，分宜县委书记，少共北路特委宣传部长。1932年10月至1934年8月任江西少共省委儿童局书记，省委宣传部干事，省委巡视员。1934年8月至1937年9月任红六军团宣传部干事，桑植独立团政治部主任，地方工作团、解放团主任，军团直属政治部主任。1937年9月至1944年9月任一二○师三五九旅团民运股长、团长兼政治委员，山西雁北地委常委，旅民运科长，三五九旅七一九团政委。1944年9月至1947年11月任南下支队三大队政委，湘北地委书记，鄂北分区政委，山东教导旅政委。1947年11月至1949年10月，任西北野战军第二军六师政委，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部副主任。1949年11月至1965年3月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新疆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1965年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曾涤同志无限热爱党、热爱毛泽东同志，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思想敏锐，德才兼备，尊重任弼时同志、贺龙同志为首的湘鄂川黔党政军领导集体，以身作则，既善于做政治工作，又善于指挥战斗。十七岁就担任县委书记，在湘赣根据地时，率领红军游击队，英勇作战，打击敌人，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等工作中，成绩显著，多次受到大会表扬，深受地方干部和广大红军战士的爱戴。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带病坚持革命斗争。在敌人前堵后追，过雪山草地等极端困苦的日子里，他充满革命乐观主义，边走边给战士讲故事，分析形势，鼓舞士气，坚定必胜的信念，显示出善于宣传鼓动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的卓越才能。在长征途中，战胜了无数难以置信的困难，终于胜利地到达了陕北。抗日战争开始，曾涤同志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同志和贺龙、关向应、王震、肖克同志的领导下，向五台山、太行山和华北挺进，深入敌后，发动和武装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扩大部队，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发动群众和扩军任务。1942年，部队回师保卫延安，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中央号召展开大生产运动，曾涤同志参加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他身先士卒，带头劳动，发动战士和群众掀起了生产高潮，为解放区军民克服经济困难，支援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1944年中央决定派三五九旅南下会师广东抗日部队，创建革命根据地，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军孤军深入敌占区，战斗频繁，环境更艰苦，敌情更严重，曾涤同志在王震、王首道、王恩茂等同志领导下，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思想，转战南北，行程万里，在敌人重重包围的险恶环境里，发挥我军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一直打到粤北南雄，经过浴血奋战，粉碎了敌人的堵截和包围，胜利回师陕甘宁边区，完成了号称第二次长征的战略转移任务。1947年底曾涤同志受党的委派去山东扩军，成绩卓著，对壮大我军力量，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建国以后，曾涤同志随军进驻新疆，十六年中，一直担任新疆军区和自治区党委的主要领导工作。1951年，他带领军区减租工作团赴伊犁地区开展减租反霸工作。当时新疆边境地区情况很复杂，封建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互相勾结，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民主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曾涤同志继续发扬革命战争时期我军的优良传统，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和各族贫苦农牧民实行三同，胜利完成了改编起义部队、剿匪反霸、土改等各项民主改革的任务。1956年曾涤同志调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工作。他以旺盛的革命意志，全力以赴地投入新的经济建设工作，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刻苦钻研业务，日以继夜地勤奋工作，为新疆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使新疆的钢铁、煤炭、石油、轻纺、农机制造工业，从无到有，初具规模，公路、铁路等交通运输和基本建设事业迅速发展，曾涤同志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62年，在苏联霸权主义的策动下，新疆伊犁地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那时曾涤同志临时主持区党委的工作，他立即召开区党委常委会议讨论这一问题，肯定这是一场反革命颠覆破坏活动，经请示党中央批准，坚决地进行了反击，平息了反革命暴乱，粉碎了苏联霸权主义妄图颠覆破坏我国的阴谋，巩固了我国西北地区的边防，保卫了社会主义祖国，促进了民族团结。 　　1965年曾涤同志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又深入基层，和同志们一起参加陕西渭南地区的四清工作。时过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曾涤同志受到了林彪、“四人帮”和康生的迫害，政治上受到诬陷，精神上受到摧残。本来他重病在身，却被强迫下放到干校劳动。以致病情迅速恶化，含恨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优秀党员和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们感到无限悲痛。 　　曾涤同志参加革命四十多年来，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对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党的历次重大路线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革命路线一边。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地同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作斗争。他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和努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工作中和斗争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无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忘我工作。他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坚持原则，刚正不阿。一心为公，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他一贯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作风民主，善于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生活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以身作则，遵纪守法，在干部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曾涤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 　　曾涤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他的高尚的品德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品质；学习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坚持原则的无产阶级党性；学习他孜孜不倦地看书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真理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革命风格；学习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刻苦钻研业务，顾全大局，勇挑重担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善于发扬民主，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遵守纪律，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我们悼念曾涤同志，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把党的工作着重点顺利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保证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我们要在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同德，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我们一定要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曾涤同志永垂不朽！ 注：这是中央组织部为曾涤同志平反后重新作的悼词。

曾涤同志生平纪略 　　曾涤（1913-1971），原名曾垂坤，湖南浏阳南乡澄潭江碧溪段桥头曾家老屋人，1913年2月4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祖父曾盛福是佃户，除过交租，还要为地主服劳役、抬轿子；父亲曾维铭，靠下煤窑出卖苦力为生；母亲操持家务，苦苦度日，在曾涤半岁时即在贫病交加中早逝。后来，祖父因反抗地主压迫被告到官府，两间聊以栖身的茅屋也在一场暴风雨中被毁坏，从此家境更是一贫如洗。 　　曾涤幼年孤苦无依，却聪颖过人，这使他受到族人的器重，并因此得以入学就读。曾氏宗族祖祖辈辈都是受苦人，处处遭受杨、陈两姓地主大户的欺压。族人把曾涤看作改变他们不幸命运的希望，于是决定每年拿出三石谷子供他上学，期望曾氏家族日后也能出一个与地主抗争的毕业生。这样，曾涤读完了小学，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城长沙高峰中学，但最后还是由于学费不继，只读了半个多学期就辍学了。
家境的贫困，社会的不平，深深刺激着曾涤幼小的心灵。起初，老人们讲述的太平天国“长毛”的故事，和祠堂里存放的太平军战士的血衣，使他幻想也能像天国英雄们一样杀富济贫；后来，当大革命的风暴刮到浏阳时，少年曾涤以为改朝换代、铲除人间不平的日子来到了，于是，他带领少年伙伴们斗土豪，打菩萨，查烟禁赌，还热情地为北伐军作宣传。由于他工作积极、斗争勇敢，很快就被选为儿童团团长，并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但是，随着蒋介石的叛变，大革命很快就失败了。许多农会会员倒在血泊里，白色恐怖笼罩整个湖南省。当时，曾涤正在长沙上学，亲眼目睹了三个被说成是“暴徒”的女学生被砍头的惨景，其中一个女学生才十三岁。这三个女学生就义时高呼：“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她们的英勇行为深深打动了曾涤的心，也使他对湖南军阀更加痛恨。不久，秋收起义、平浏暴动相继爆发，浏阳县洋角塅的几个大土豪被清算，他们的财产也被分给了贫苦农民和烈士家属。曾涤等待红军的到来，幻想着能重新挂上红领带。 　　正当曾涤为寻找革命门路而焦急时，一天深夜，一支队伍从村中开过，并高呼“我们是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口号。红军还告诫村民们不要开门。在“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的歌声中，队伍远去了。第二天一早，乡亲们看到村里贴满了标语和告示，曾涤将上面的内容读给不识字的乡亲们听。一张告示上说：“老子本姓曾，住在六峰尖，白天没一个，夜里好几千。”标语上写的是：“开展年关斗争！”“不准抬高市价，违者杀！”“打倒许克详！”“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等。 　　红军来了又走了，曾涤更加着急。正在这时，他被堂兄唤出，堂兄问他愿不愿意当红军？这使他喜出望外，曾涤被带到六峰尖的一座庙里，面对列宁像宣誓后，他加入了秘密的农民委员会，并被任命为赤色少年先锋队的中队长。从此，曾涤积极投入革命斗争，秘密发动少年儿童，刷标语，写传单，还第一次率队参加了袭击株木园、捉拿团总陈协和的战斗。虽然这次夜袭未能抓到陈团总，但却缴获了十条枪。 　　1930年春，浏阳县的土豪势力大部分已被肃清，苏维埃政权也在乡间普遍建立。曾涤由于参加了农民暴动，并在斗争中勇敢作战，不怕牺牲，同年4月，在一个红薯窖里，他被秘密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任命为乡苏维埃的秘书和文教委员。 　　曾涤正式成为党的一名战士后，革命就成了他的终生职业，革命队伍就是他的家。他在湖南省委党校短期学习后，参加了红三军团和红一方面军两次攻打长沙的战斗。第二次围攻长沙失利，他随红军退入江西，被分配在湘东南省委工作；湘东南省委与西路特委合并后，他先后在湘赣苏区担任萍乡三区团委书记、党的分宜县委书记、少共北路特委宣传部长、江西省委少共儿童局书记等职。曾涤担任县委书记时，只有十八岁。 　　残酷的反“围剿”战争考验着每一个革命战士。年轻的曾涤站在斗争第一线，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特别是广泛发动少年儿童，盘查奸细，慰问红军，瓦解敌军，使苏区的红色少年成为人民战争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五次反“围剿”期间，曾涤三次受命担任扩红突击队长，共动员四千五百名青年参加红军，并因此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 　　但是，革命的道路曲折而复杂。红军不仅要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剿，还经受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打击。虽然事实早就证明，曾涤是党的一名忠诚战士，但却被怀疑为“AB团”反革命分子，他被撤销了省委少共儿童局书记的职务，还被关押起来。尽管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他始终坚信党的事业，坚信党会纠正王明路线的错误。后来，任弼时发现并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曾涤又干劲十足地投入新的斗争。 　　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8月，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下，奉命离开湘赣根据地向湘西突围。这时，曾涤任红六军团俱乐部主任。红六军团连续突破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艰苦转战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省，并于同年10月23日，在贵州省的印江县与红二军团会师，开始了共同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斗争。在突围和创建根据地期间，曾涤始终活跃在战斗第一线，在行军途中，在群众大会上，到处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并在先后担任的军团工作团团长、桑植独立团政治部主任、军团直属政治部主任等岗位上，完成了各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当时粮食供应十分困难，两顿稀饭都无法保证。曾涤奉命筹集粮食，但却找不到群众，狡猾的敌人把群众都诱骗到湘西的群山中。曾涤深入各个山洞，向被裹胁的群众深入进行宣传动员，终于为部队筹集了急需的粮食。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遵照党中央的命令，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从湘西桑植出发继续长征。曾涤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长。但是，长征不久，曾涤就染上了严重的疟疾，瘦得皮包骨头，每次犯病，就躺在路边休息一下，摆子一过又起来追赶部队。尽管如此，他依然保持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穿着一件破棉袍，拄着棍子艰难地行军，还不时给战友们说故事讲笑话。曾涤讲的故事和笑话总是那样妙趣横生，战友们常被逗得开怀大笑，忘记了饥饿和疲劳。他的时事报告也深受大家的欢迎，因而被亲昵地叫作“国际代表”。每次报告后，他还指挥大家高唱革命歌曲，鼓舞大家战胜困难，坚持长征。 　　1936年4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在云南丽江县抢渡金沙江，渡江后又翻越了三座大雪山和几座小雪山。由于严重缺乏粮食和御寒衣物，许多红军战士被冻伤，甚至牺牲在雪山上。6月，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本来，会师是继续完成长征的契机，但却受到了张国焘的破坏。新的斗争又在考验着每一个红军战士。曾涤和大家一样，对张国焘的反党行径深感气愤，当他看到张国焘的伪中央局印发的小册子《干部必读》时，气愤地把它扯得稀烂，往火里一扔说：“还是送给火神爷去读吧！”由于引起全军的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阴谋才未得逞。 　　7月3日，红二方面军从甘孜出发，与红四方面军一起继续长征。杳无人迹的千里草地上，沼泽密布，气候恶劣，雨雪冰雹不时袭来，加上多日断粮，许多战士在这里献出了生命。曾涤还是在包座时吃到过少许生青稞，在途中，王恩茂又给过他一点青稞，才使他勉强走出了草地。8月25日，红二方面军到达甘南哈达铺，当看到卖锅盔的摊贩出现在眼前时，曾涤兴高采烈，把军帽高高抛起，喊道：“饿不死我们了！”他买来两张大锅盔，和王恩茂等同志一起狼吞虎咽起来。经过无数艰难困苦，红二方面军终于在10月23日到达宁夏隆德县，结束了伟大的长征，并实现了三大红军的会合。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跨越九个省，万水千山，艰苦备尝，曾涤经受了伟大长征的严峻考验。 　　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策应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爱国行动，应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请求，红六军团进驻渭北待命。1937年7月，抗日战争正式开始，8月，红六军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曾涤担任三五九旅七一九团民运股长。当时，红军干部战士对戴国民党军的青天白日帽徽普遍思想不通，朱德总指挥和贺龙师长亲自给大家做工作。在富平县庄里镇举行的抗日誓师大会上，朱德讲话说：“同志们思想不通，可以理解。毛主席说，红军改编，统一番号，但是有一条不能改变，就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贺龙师长也说：十年前我们为什么丢开白帽子戴红帽子？今天为什么收起红帽子戴国民革命军帽子？因为过去国民党叛变革命，今天是为了抗日。贺龙还说：“只要是为了民族解放的事，老子穿花裤子都可以的。”曾涤和全军一起，把红星军帽珍藏起来，9月3日，从庄里镇出发，经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进至山西太原以北的忻县前线，投入配合国民党军的忻口战役。在开赴前线途中和忻口战役中，八路军到处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慰问，太原工人还给战士们送来了月饼。 　　忻口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担任的华北正面战场已基本瓦解，抵抗日寇的重担全部落到了八路军的肩上。三五九旅兵力不足，上级命令曾涤带领一批干部和一支文工队，用一个月时间完成扩军三千人的任务。曾涤冲破顽固派的阻拦，深入山西侯马、闻喜、运城等县，热情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保国保家。曾涤是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演说家，他在群众大会上作报告，每一次都能紧紧抓住听众的心。他用满口的湖南腔，把国民党军溃逃时的情景，描绘得有声有色；他痛斥日本鬼子的暴行，不断激起人们的愤恨；八路军敌后抗战的事迹，特别是平型关痛歼鬼子的英勇场面，又使听众眉飞色舞，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的信心。曾涤生动活泼的报告，在会场上不时激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口号声和会心的笑声。文工队的演出也深受群众的欢迎，曾涤的演说一结束，文工队接着演出《亡国恨》、《沦亡后的东北》、《一群苦难的孩子》等文艺节目。当时缺少女演员，曾涤就扮演女角，在耳朵上吊两只红辣椒在广场上扭秧歌。广场上人山人海，卖零食的小摊常被挤翻。动员报告和演出，将扩军活动不断推向高潮。就这样，仅用二十多天时间，就招收新战士三千多名，编为“侯马团”，曾涤被任命为这个团的团长兼政委。 　　“侯马团”开赴晋西北后，曾涤到三五九旅政治部担任民运科长，在宁武等地从事战地动员工作，又扩军七百人。1938年5月，他随军进至晋察冀，兼任雁北地委常委。此后的近一年半时间里，他在桑干河北岸的万山丛中，大力组建地方游击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展减租减息，动员群众参军支前，铲除汉奸，破坏交通，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为巩固和发展晋察冀解放区作出了贡献。 　　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三五九旅奉命从抗日前线撤回黄河西岸，一面守卫绥德河防，一面防御国民党军对延安的突然袭击。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是个磨擦专家，他自恃手中有十三个保安团的武装，不断向八路军进行挑衅。三五九旅针锋相对，驱逐了何绍南和他的十三个保安团后，命令曾涤等对米脂、佳县等县旧政权进行改造，从此将绥德五县完全纳入陕甘宁边区，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共气焰。 　　1940年，曾涤到延安进入马列学院学习，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特别是听取毛泽东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的报告，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关于统一战线、国际形势、白区工作等报告后，他的政策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学习结束，三五九旅七一九团与原津南自卫军合并为新七一九团，曾涤被任命为该团政委，张仲瀚为团长。张仲瀚原是津南自卫军司令，又是有名的京剧票友，还在延安登台演出过《四进士》。曾涤和新团长初次见面，发现他的新搭档原来是舞台上见过的老生时，哈哈大笑说：“我们早就认识了，‘宋士杰’同志！”张仲瀚笑答：“打鸭子上架！打鸭子上架！”在此后八九年的共同战斗中，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不久，国民党又掀起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日本政府也改变了它的大陆政策，这使抗战中的八路军进入了最困难的阶段。不打日本专门反共的胡宗南，将其第一、第三十六、第九十军从前线撤回，部署在宜川——洛川一线，随时准备袭击抗日民主圣地延安。国民党还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妄图困死我党我军。为了粉碎国民党的阴谋，党中央命令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垦区，一面开展大生产运动，一面保卫延安。 　　1942年8月，七一九团进驻九龙泉参加大生产，曾涤响应毛泽东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大力鼓舞战士加紧生产，深入开展开荒竞赛，并带头参加劳动，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生产高潮。第二年，全团即达到平均每人开荒种地十六亩，其中粮食十二亩，麻三亩，土豆五分，蔬菜八分，烟草二分。第三年，全团已开荒种地三万七千余亩，平均每人二十六亩七分，还第一次在陕北高原种植了水稻和棉花，不仅实现了粮、菜、烟草自给有余，做到了一人一羊，二人一猪、十人一牛，并向边区政府缴纳了大批公粮。朱总司令视察南泥湾时曾亲临九龙泉，对七一九团在大生产运动中取得的出色成绩备加赞扬。在大生产期间，七一九团还多次参加了粉碎国民党挑衅的战斗。 　　1944年秋，党中央决定，由三五九旅组成南下支队，远征湘粤，开辟华南抗日根据地。曾涤担任南下支队第三大队的政委。11月1日，远征健儿在延安机场隆重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主席勉励五千名远征战士要像柳树一样插到哪里都能成活，要像松树一样经得起风霜雨雪的考验，还要像“王者之师”一样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克敌制胜，所向无敌。11月9日，在延安各界欢送声中，三五九旅主力部队踏上了新的征途。 　　由于南下的路线几乎都是从敌、伪、顽军中间穿行的，加上途中江河纵横，群山阻隔，给这支远征的孤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出发不久，就在通过同蒲路封锁线时与日军打了一仗；在河南确山，又遇到配有七辆坦克的五百多名鬼子的阻拦，三支队与鬼子奋力搏斗，损失了一个排才将敌人击退。南下支队一路上还打退了国民党军的多次袭击。自然界的困难也一个接着一个，全军艰苦跋涉，越过吕梁山、太行山、中条山、嵩山，强渡黄河、汾河、洛河、伊河、淮河，不断战胜困难，英勇前进。在晋南抢渡黄河时没有渡船，这时突然寒流滚滚，一夜之间，河面上结起了一道冰桥，全军顺利通过。老百姓都说这是“天意”，到处传说八路军是“天兵天将下凡”。经过两个多月的行军、战斗，1945年1月27日，南下支队到达大悟山，与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师。 　　经过短期休整，2月下旬，南下支队继续向南进军。全军进至长江北岸，三支队担任渡江前卫团，负责寻找渡船和船工，并在登岸后占领阵地，掩护全军行动。经过精心组织，并巧妙地躲过日军的巡逻艇，2月23日，全军胜利登上长江南岸。我军渡过长江不久，在鄂南阳新县大田畈遭到六百多日军与三百多伪军的进攻。经过一天激战，我军歼敌四百多，取得了过江后第一仗的胜利。此后，南下支队改称“湖南人民救国军”，主力继续南进，三支队则奉命留在鄂南，曾涤也留下兼任湘北地委书记。 任务是在新四军张体学部 配合下，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创造湘北抗日根据地。此时，国民党已将主要力量用于反共磨擦，日军也将八路军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因此，斗争形势极为严酷。 　　8月，日寇投降，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大量国民党军的全力围攻下，我军失去了在南方开辟根据地的条件，南下支队奉命北返；曾涤也随三支队回到中原地区，担任鄂北军分区政委和鄂北地委书记，将全部精力投入巩固和发展鄂北根据地的斗争。 　　国民党决心重开内战，鄂北乃至整个中原解放区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尽管形势极度险恶，但是全军上下还是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迎接了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在曾涤的积极张罗下，一支干部秧歌队在春节前拉了起来。他们兴致勃勃地编写出《血的教训》、《张玉田浏阳冲狱》等节目，还排练了《兄妹开荒》、《二流子转变》等秧歌剧。大年初一，这支由部队高、中级干部组成的秧歌队敲锣打鼓，向战友们拜年，对驻地父老乡亲进行慰问。干部秧歌队引起了轰动，他们扭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歌笑语，人们不断地为这些司令、团长、政委、主任们的精彩表演高声叫好。演出中，曾涤扮演一个送子参军的农妇，他那逗人的动作，不时把人笑得前仰后合。干部秧歌队给饱经战乱的军民带来了多年少有的欢乐。 　　6月，蒋介石最后撕毁停战协定，命令三十万国民党军向中原军区发起了猛烈的围攻。中原部队在李先念、王震指挥下，分两路突围，恢复原番号的三五九旅编为右路军，向陕北转移。29日，三五九旅突破平汉路封锁线后，国民党出动刘峙、胡宗南两个战区六个军共十个师的兵力，在秦巴山区对不足五千人的三五九旅进行围追堵截，使我军多次陷入险境。在王震指挥下，我军浴血拼搏，经过鲍鱼岭、狗头坪、僧道馆、漫川关等多次恶战，终于冲出秦巴山区，越过川陕公路，强渡渭河，胜利返回陕甘宁边区，并于9月27日抵达延安。三五九旅历时近两年的南征北返，转战陕、晋、豫、鄂、湘、赣、粤、甘等八省，行程二万七千余里，作战一百六十余次。曾涤参加了我军征战史上的第二次长征，并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五九旅返回延安后，内战已全面爆发，经过短期休整，全军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离石县。由于部队急需补充，边区兵员不足，1946年11月，曾涤、张仲瀚奉命带领一批干部到山东渤海地区扩军。在山东解放区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广大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很快就招收组训了新战士一万余人，编为渤海教导旅，张仲瀚任旅长，曾涤任政委。1947年底，渤海教导旅开赴西北战场，重新命名为独立第六旅，编入第二纵队序列，并当即参加了攻打晋南重镇运城的攻坚战。独六旅虽然是初次作战，但在战斗中英勇顽强，胜利完成了攻坚破敌的任务。攻占运城后，二纵队西渡黄河，参加宜川战役，独六旅加入主攻部队在瓦子街设伏打援。1948年2月26日，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主力两个整编师共八个团救援宜川，29日在瓦子街被我军包围，战至3月1日，敌军近三万人被我军全部歼灭，刘戡也被击毙。在这次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后的第一个大胜利中，独六旅表现了良好的军政素质，进一步经受了战火的锻炼。 　　宜川战役刚结束，西北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又迅速挥师南下，发动了西府、陇东战役。在战役准备期间，曾涤深入开展政治工作，大力推广新式整军经验，表彰战斗英雄，总结战斗经验，不断鼓舞指战员们杀敌立功的士气，并强调顾全大局，要求做到“全军一盘棋”。4月17日，西府战役发起，我军渡过泾河，攻占长武、灵台、麟游，扶风等县，26日，一举攻占胡宗南部后方供应基地宝鸡，全歼守敌，击毙敌中将师长徐保，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使全军得到了战争开始以来最有效的补充。 　　我军攻占宝鸡后，敌第五兵团迅速逼近，特别是敌整编第八十二师也切断了我军归路，企图南北对攻，合击我军。28日，我军撤出宝鸡，向陇东地区转移。起初，全军行动还比较顺利，但是当二纵队进至甘肃泾川地区时，胡宗南军和马步芳的骑兵却对我军即将完成合围。当时，二纵各旅处在先头位置，虽无被围危险，但是处在后续队列中的野战军总部和兄弟部队的态势却十分不利。为了全军、特别是总部的安全，独六旅没有等待命令，当即调整部署，主动在荔镇打抗击，经一天激战，守住了全军唯一的撤退通道，使总部和兄弟部队化险为夷，安全撤出战场。这次抗击，独六旅损失较重，还牺牲了一名团长，但是意义十分重大，彭德怀司令员经过荔镇时，满意地赞扬独六旅主动抗击抗得好，还说这个部队将来要多出一些干部。 　　5月，二纵开至渭北地区进行夏季整训。独六旅一面解决粮食问题，一面评查斗志，加紧练兵。10月4日秋季战役开始后，独六旅先后参加了双泉、李家寨子、东后村、大壕营等战斗，特别是在歼灭敌军第十七师、第三十八师的战斗中猛冲猛打，穷追不舍，一直追至洛河边将敌人全歼，仅俘虏敌军即达一千多名，还缴获了六门大炮。在冬季战役中，独六旅的战果更加突出：11月15日，协同独四旅歼敌一个团，俘敌一千三百多名；16日，在东马村单独歼敌一个团，俘敌一千一百多名；25日，又协同独四旅歼敌一个多团；28日，参加攻打永丰镇，和全军一起取得了全歼敌第七十六军，活捉敌军长李日基以下一万多人的胜利。 　　冬季战役结束后，全军转入整训。曾涤动员政工干部深入基层，组织广大指战员认真学习新华社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进一步增强斗志，为最后决战作好充分准备；还要求部队认真检查群众纪律和战场纪律，加强纪律性，以适应开展新区工作的需要。由于干部党员带头，政治工作深入细致，通过整训，全旅士气大振，斗志昂扬，决心在新的一年里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在整训中，曾涤还抓了节约粮食工作，做到了每人每天节省二两粮，每头骡马每天节省一斤料。 　　1949年2月，人民解放军统一编制，第二纵队编为第二军，独六旅编为第二军第六师，曾涤任师政委。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后，5月，西北野战军挺进关中，迅速解放了西安和渭河两岸的许多城市。6月，六师参加扶眉战役，先在渭河南岸打抗击，抗击任务完成后，又和兄弟部队一起围歼胡宗南军。经五天激战，全歼胡宗南部四个军共四万四千人。扶眉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 　　6月，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正式成立，曾涤就任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长、宣传部长。在向大西北进军中，他不断鼓舞部队追歼残敌，同时大力宣传贯彻党的城市政策和民族宗教政策，大量吸收知识青年参军，并在改造起义部队和俘虏工作中付出了大量心血。他直接领导的各个文工团、队，也在团结自己、瓦解敌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起义部队和“解放”战士通过观看《白毛女》、《血泪仇》、《刘胡兰》等演出，很快提高了阶级觉悟，掉转了枪口。在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下，我军迅速发展壮大，所向披靡。大批知识青年的参军参干，保证了新解放城市接管工作的需要。 　　形势发展极快，大军迅速西进。第一兵团进军甘南、青海后，又跨越祁连山，迅速解放了河西重镇张掖、酒泉和玉门油矿。不久，新疆和平解放，曾涤就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1月，他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征尘未洗，就投入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复杂斗争，一面组织清剿叛匪和选派干部加强起义部队，一面动员全军开展大规模的军垦生产。在酒泉，王震司令员号召高级干部都要下决心在新疆干一辈子，并准备把自己的骨头“埋在天山脚下”，曾涤积极响应王震的号召，决心按照毛泽东主席“多为各族人民做好事”的教导，在新疆长期奋斗。 　　新疆原是极其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部队进驻后，粮食奇缺，百废待兴。曾涤在全军深入进行了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教育动员，要求全军艰苦奋斗，扎根边疆，把富饶辽阔的边疆变成大规模的“南泥湾”。起初，不少干部不安心搞生产，经过耐心说服教育，后来都自觉地挑起了“屯垦戍边”的重担。曾涤不仅深入作好宣传教育工作，而且身体力行，带头苦干，亲自带领机关干部在冰上拉石头、修水渠，挖煤矿，开荒种菜，大搞机关副业生产。经过短短四年时间，全军节衣缩食，很快就开辟了数百万亩良田，在天山南北的万古荒原上建立起大批军垦农场，还使新疆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钢铁厂、发电厂、水泥厂、纺织厂、煤矿等现代化工矿企业。 　　在支援地方工作方面，曾涤也不遗余力，他动员大批部队干部参加地方政权建设和各项民主改革，并亲自率领部队干部到伊犁地区参加了减租反霸和土改工作。 　　1955年，曾涤被授予少将军衔。第二年，根据新疆经济建设的需要，曾涤从新疆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上被调到地方，担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主管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工作。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边疆的经济建设。他深入戈壁荒原，狠抓我国第一个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的开发，帮助解决油田开发中存在的各种困难，使油田及时投入了生产。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后，他领导各族人民新建、扩建了一大批工矿企业，使自治区初步建成石油、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电力、机械、化工、纺织、造纸、食品、建材等比较齐全的工业门类，不仅保证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还为边疆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在他的组织领导下，连接南北疆的公路、民航运输网及邮电通讯网，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在支援兰新铁路建设和原子弹基地建设方面，他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像在部队时一样，曾涤在地方工作期间，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深入实际的优良作风。他经常下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在现场解决问题。遍布天山南北的工厂矿山，他几乎都到过。许多新上马的工交建设项目都是在他亲自察看后才确定的。他一贯强调经济建设要从自治区的实际出发，少花钱多办事，做到因陋就简，从小到大，由少到多，自力更生，逐步发展。在他的具体组织领导下，不仅棉纱、棉布、火柴、肥皂、电池、纸张、日用五金等生活日用品逐步做到了就地生产供应，从而减轻了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供应的负担，而且钢材、木材、水泥等基本原材料也基本实现了就地自给。特别是扩建后的“八一”钢铁厂还为自治区修建的数百公里轻便铁路轧制了钢轨，使新疆成为第一个用地方力量修建铁路的省、区。在发展新疆工业交通事业中，曾涤十分重视发挥生产建设兵团的作用，使兵团成为自治区经济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曾涤一生中都过着简朴的生活。他的生活信条是：向群众看齐。从进军新疆直到离开，他一直忘我地工作在第一线，很少享受过节假日，直到逝世前不久，也没有住过医院、疗养院，尽管他患有多种慢性病。他一贯反对搞特殊化，反对脱离群众。三年困难时期，职工生活供应困难，他亲自带领干部勘测副食品生产基地，寻找水源，协调关系，开展副食品生产，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他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的人都能搭上话，人们都愿意和他说心里话。凡是接触过他的人，无论是战士、干部，还是少数民族群众，都对他平易近人、严格自律的精神肃然起敬。接待过他的人都说：“曾书记好招待，只要有辣椒就行。” 　　1965年8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曾涤离开长期生活战斗的新疆，到中央组织部任副部长。来到北京，领导上建议他休息一下再上班，但他一天也没有休息，就投入了新的工作。他下乡参加“四清”尚末结束，“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他在运动中遭到无端陷害，被加上许多无中生有的罪名，特别是受到康生的迫害。曾涤过去曾在贺龙部队中工作过，康生一伙就要求他揭发贺龙的“反党”材料，并威胁说如不揭发，就要给贺龙“陪葬”。康生一伙还要曾涤揭发王恩茂的所谓“三反”材料。尽管康生一伙气势汹汹，曾涤始终不为所动。因此，曾涤患主动脉瘤后，康生一伙不仅不让他进行治疗，反而指令他“带头响应”，将他送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致使病情越来越严重，终因瘤体突然破裂而于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四日逝世，年仅五十八岁。曾涤生前坚决反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曾痛心地说:“党内出了奸臣！” 　　曾涤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曾涤以青春和生命参与谱写了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壮丽篇章，他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曾涤同志是怎样去世的？
——1977年12月14日在中组部
曾涤同志逝世六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常玉文 曾涤同志去世整整六年了，六年前的12月14日，曾涤同志满含悲愤离开了我们。曾涤同志是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摧残革命老干部的反革命路线害死的，郭玉峰坚持林彪、“四人帮”的这条路线，直接导致了曾涤同志的死亡，他对曾涤同志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曾涤同志是个孤儿，他出身于贫农家庭，在少年时代就参加了红军，跟随毛主席上了井冈山。此后他一直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参加了长征，从没离开过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在林彪、“四人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路线下，曾涤同志这样一个长征老干部却被坏人诬陷，竟给他捏造了“暗害周总理”，“勾结苏修挑起伊犁5.29事件”，“盗窃两辆红旗牌轿车”等骇人听闻的罪名，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强加给曾涤同志的莫须有罪名很快就查清了，纯属坏人造谣陷害，部里同志一致同意解放曾涤同志。但郭玉峰竟无视曾涤同志受人诬陷的基本事实，坚持推行林彪、“四人帮”那条摧残革命老干部的反动路线，不准解放曾涤同志，他不仅不平反昭雪硬加给曾涤同志的种种罪名，反而继续对曾涤同志给以打击，把曾涤同志一步一步地置之于死地。 　　1968年底，曾涤同志的问题早已查清，在政治上得不到解放时，又发现他患有严重的主动脉瘤（不是癌）。北大医院先后对曾涤同志作过三次诊断，提出不能参加劳动。诊断书都交给中组部业务组组长郭玉峰看过，但郭玉峰置若罔闻，不仅不给丝毫关怀，不作任何治疗安排，反而亲自提出要曾涤同志下干校，并让他在劳动中起“带头作用”，把毛主席关于干部下放劳动中“除老弱病残者外”的指示抛到九霄云外，硬逼曾涤同志去了干校。 　　不仅如此，郭玉峰还继续从政治上对曾涤同志施加压力，他在1969年3月12日亲自同曾涤同志谈话，公然提出要曾涤同志交代所谓“贺龙问题”和“王恩茂问题”，威胁曾涤同志如果不交代就要作“替死鬼”。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林彪、“四人帮”用法西斯手段残忍地害死了贺龙同志，对曾在贺龙部队工作过的王恩茂同志和曾涤同志也要斩草除根，用心何其险毒，在这方面郭玉峰充当了林彪、“四人帮”的干将和帮凶。 　　 曾涤同志就这样带着政治上的沉重包袱和身体上的严重疾病，在郭玉峰的逼迫下到了干校。尽管如此，作为一个老干部，曾涤同志在干校期间和同志们同吃一锅饭，同住一个炕，同干一样的农活，带病积极进行劳动锻炼，受到同志们的称赞。在下放劳动的两年时间里，郭玉峰对曾涤同志的病情从未置一词。由于繁重的劳动中得不到必要的治疗和休息，曾涤同志的病情严重恶化，瘤体急剧扩大，到71年初，身体再也无法支持了。2月9日，河南长葛县医院检查瘤体已增大至12×17公分；2月11日又经郑州一五三医院检查，诊断为“主动脉瘤”，建议停止工作，绝对不能参加劳动。3月回京，经私下找老同志帮助才住了医院，住院后，由于无人过问，不久又让出院。出院时医生开了“不能参加劳动”，“定期复查”的意见，并嘱咐说瘤子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以上这些情况和诊断书都给业务组和郭玉峰看了，郭玉峰对曾涤同志患什么疾病及其严重程度是完全清楚的。当时我们想郭玉峰至少应该有点人道主义吧！谁知不但得不到他的任何同情，反而越逼越紧，同年秋天，曾涤同志的瘤子又有增大，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再也经不起任何刺激，一刻也不能离开人，就在这个时候，郭玉峰数次派人到我家来催逼，他装出根本不知道老曾患病的样子，说：“老曾啊，要振作精神嘛，下去走走吧”，并且造谣说，干校同志对我在家照顾老曾有“意见”，逼我先回干校，甚至威胁说，如不回去要停发我的工资，使曾涤同志在精神上受到无法忍受的刺激。郭玉峰等人欺人太甚，一定要把老曾逼死。时过不久，曾涤同志就因积愤难忍，瘤体突然破裂，含恨死去。年仅五十八岁的曾涤同志就这样过早地离开了党，离开了同志们，离开了我们一家！ 　　郭玉峰执行林彪、“四人帮”反动的干部路线，达到了残害老干部的目的，却又想逃避自己的责任。首先，他向党向同志们隐瞒了曾涤同志死亡的真实原因，在曾涤同志追悼会上，在大庭广众之前，他在致悼词中，公然撒谎说：曾涤同志是因“患心脏病医治无效”而死的。北大医院向业务组开具的死亡证明书上明明白白写的是因“主动脉瘤破裂出血”而死亡，各地医院在此之前多次开具的诊断书也都清清楚楚写着曾涤同志患主动脉瘤。但郭玉峰不敢向党向群众公布，却另外捏造一个死亡原因，这只能说明他们心中有鬼。曾涤同志死后，我们多次向业务组索要郭玉峰致的悼词，他们百般刁难，不仅不给，反而污蔑我们“不相信组织”，对我们乱扣帽子。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郭玉峰在曾涤同志问题上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曾涤同志死后，业务组某些人还秉承郭玉峰的旨意，在群众中大肆散布说，曾涤是他的孩子“气死的”。郭玉峰等以为在追悼会上，当众宣布曾涤是“因心脏病”去世的，在群众中讲曾涤是被孩子气死的，这样有枝有叶黑白就可以颠倒了，是非就可以混淆了，自己的罪责就可以逃脱了，谁也不会再讲什么话了。但是医院开的多次诊断书和死亡证明书却有力地说明，郭玉峰这样做只能是欲盖弥彰。 　　本来曾涤同志所患主动脉瘤，并非不治之症，只要郭玉峰还有一丝一毫的革命人道主义，提供一定的治疗条件，不强迫曾涤参加体力劳动，经过适当的休息，曾涤的瘤体完全可以控制发展，使他继续为党工作一些年，但郭玉峰却一定要坚决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干部路线，对革命老干部千方百计予以摧残和折磨。 　　曾涤同志离开我们六年了，郭玉峰统治中央组织部也有十年之久了。现在党中央决定胡耀邦同志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免去郭玉峰的部长职务，真是大快人心，现在是彻底清算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了。在曾涤同志去世六周年时，我要郭玉峰说清楚：曾涤同志究竟是怎样死的？在曾涤同志问题上你究竟推行的是什么路线？你为什么要把曾涤同志折磨致死？

一位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
——怀念曾涤同志

王首道 王恩茂 袁任远 李步新 　　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涤同志，是一个德才兼备，思想敏锐，富有朝气的老红军干部。八年前，因遭到林彪、“四人帮”以及他们那个“顾问”的迫害，骤然离世。每当想起在新长征的道路上，正需要象曾涤同志那样为党的事业奋不顾身的优秀人才的时候，更增添了我们怀念和痛惜的心情。 　　曾涤同志是湖南浏阳人，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早在少年时代，他就是一个活跃的儿童团员。马日事变后，他参加了反击许克祥的敢死队。失败后，他又参加了农民暴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了红军。从此，他就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智慧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曾涤同志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跟随党和毛主席南征北战，在军队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中表现了卓越的才能。他十八岁就担任了湘赣边区分宜县委书记，不久又担任了省委儿童局书记，出色地完成了打仗、侦察、扩军、生产、筹粮等各项任务，配合红军作战，多次受到任弼时同志的表扬。他在任弼时、贺龙、王震、肖克等同志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工作。 　　1942年，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曾涤同志率领七一九团热烈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不仅做到了粮食自给，还给边区政府上交了公粮，受到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赞扬。 　　1944年，中央决定三五九旅南下湘中，创建抗日根据地，曾涤同志担任南下支队三大队政委。在王震等同志的领导下，南下支队孤军深入敌占区，经过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省，一直挺进到粤北南雄。在这次历时两年、往返二万余里的远征中，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思想，冲破敌人的重重阻拦和包围，克服极端严重的困难，胜利回师陕甘宁边区。 　　人民解放战争初期，曾涤同志和张仲瀚同志受命到山东渤海地区扩军。在陈毅同志和华东军区的支持下，迅速组建成万余人兵力的“渤海教导旅”。这支部队归还西北野战军序列后，参加了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许多著名战役。特别在西府战役中，他们发扬了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作风，顽强抗击胡宗南主力四个军的猛烈攻击达数日之久，保障我军主力虎口拔牙，赢得了解放宝鸡、全歼守敌的辉煌胜利，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传令嘉奖。 　　在曾涤同志战斗的一生中，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残酷的战斗，长期的饥饿，特别是疟疾对他的折磨，使他全身浮肿，身体极度虚弱。过雪山草地时，部队断了粮，有时连野菜也找不到，他把自己仅有的一根皮带也煮着吃了。在异常艰难和危险面前，他却始终满怀胜利的信心，激励战友们前进。他很会讲故事、说笑话，有的同志为了听他的故事和笑话，连马都不骑了。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北返途中，在河南宣化店一带被国民党八个军重重包围，处境极其险恶，但他依然镇定自若，谈笑风生。当时，董老代表党中央到宣化店慰问部队，看了他们的演出，非常高兴，连声称赞部队的情绪好，说是“虎虎有生气”。 　　曾涤同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刚直不阿，在历次重大路线斗争中，都能够旗帜鲜明地维护正确路线，同危害革命的各种错误作不调和的斗争。在湘赣苏区时，他坚决反对王明的极左路线，曾经被怀疑为AB团，几乎被迫害致死。长征过草地时，张国焘阴谋拉拢二方面军的同志跟着他分裂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他坚决拥护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等同志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当看到张国焘伪中央局印发的反党小册子《干部必读》时，他一把抓来扔在火里，气愤地骂道：“还是送给火神爷去读吧！”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中央文革小组那个“顾问”指使其心腹逼他揭发贺龙、王恩茂等同志的“问题”，杀气腾腾地说，如不揭发，就要“陪葬”，“当替死鬼”。他大义凛然地回答：“他们都是好同志，哪里是什么三反分子！”他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敏锐地觉察到“党内出了奸贼，国家出了秦桧”，断定他们必然败亡，决心和他们斗争到底。他把生死置之度外，表现了共产党人勇于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情操和气节。 　　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中，曾涤同志不畏强暴，勇敢斗争，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1962年5月29日，在苏联的直接策动下，新疆伊犁地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事件。当时，他在自治区党委机关主持工作，召开常委紧急会议，肯定了这一事件的反革命性质，并立即报告党中央。经周总理批准，断然下令坚决反击，从而迅速平息了暴乱，粉碎了苏联策划的颠覆阴谋。这一事件的及时、正确处理，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赞扬。 　　曾涤同志忠心耿耿，忘我工作的精神也是很感人的。他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全国解放后，他在新疆工作了十六年，为了建设祖国边疆，倾注了全部心血。部队进军新疆初期，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为新疆人民多办好事的指示，他协助王震同志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动广大指战员节衣缩食，艰苦创业，发扬南泥湾精神，开垦了万倾良田，建立起一批骨干厂矿。他和指战员们一样，披星戴月，冒着塞外凛冽的寒风，在冰天雪地里，拉耙犁，运石头，吃冻硬的馒头，喝带冰渣的水，为新疆人民兴修水利。1956年，他转业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工作，主管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工作。对于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工业交通项目，他总是发动干部和群众，千方百计战胜困难，力争办到。他大力支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走农、工、商相结合的道路，使兵团成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新疆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他作风雷厉风行，讲究实效，经常不辞辛劳，不避艰险，深入现场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在他的具体组织和广大干部职工努力下，新疆工业获得迅速发展。解放前，新疆没有现代工业，到1965年曾涤同志离开新疆时，已经建设起现代工业企业五百五十多个，产品品种达到两千多种，不少产品实现了自给，石油、煤炭、铁矿石、棉布、皮革和毛织品，还能外调一部分。新疆各族人民对他所作的贡献是铭记不忘的。 　　曾涤同志同群众有深厚的感情，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他走到哪里就能同哪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他重视发展生产，也很关心群众的生活。三年困难时期，他带领干部勘察荒地，寻找水源，为职工建立蔬菜基地；亲自下井了解煤矿工人的生活情况，当听到工人洗澡没有肥皂时，他立即责成商业部门迅速加以解决。干部、职工中，谁家孩子有病，入托、上学有困难，甚至发生家庭纠纷，只要他知道了，都满腔热情地给予帮助。他是群众的贴心人，他把党的温暖和关怀送到了千家万户。当他离开新疆时，许多同志依依不舍，流下了热泪。 　　他对群众关怀备至，对自己却严格要求，克己奉公，吃、穿、住、行、用，都很简朴。他处处注意节省公家开支，模范遵守各项制度。由于长期的艰苦斗争，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积劳成疾，身患高血压和风湿病，大夫多次让他住院治疗，但在新疆的十六年中，没有住过一天医院，始终坚持在工作岗位上。他常说：“人民为什么拥护我们？就因为我们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不搞特殊化。不然，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受欢迎！” 　　曾涤同志是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几十年来一直站在斗争的前线。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共产主义而英勇奋斗的一生。然而就在他到中央组织部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和把持组织工作大权的那个“顾问”，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他们规定在调查曾涤问题时，不准向最熟悉曾涤同志一生情况的老同志去了解，而必须找那些“反对王恩茂的人”进行“调查”。曾涤同志患主动脉瘤后，医生一再提出不能参加劳动，但他们不仅不准他治病，反而硬逼他“带头”去干校“劳动锻炼”。因此，以致病情迅速恶化，终因血管瘤破裂而含恨去世，当时年仅五十八岁。曾涤同志是我们中间比较年轻的一个，他完全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却不幸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回想起来，怎不令人悲愤！ 　　曾涤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祖国大地冬去春来，堪可告慰我们的老战友曾涤同志的是，林彪、“四人帮”相继粉碎于历史车轮之下，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向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新长征的队伍已经出发！让我们学习曾涤同志的革命精神，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奋斗！ （1980年3月27日《人民日报》）

追怀曾涤同志

熊晃 时间过得竟是这样的快，曾涤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快八年了。但我总觉得他还活着，那微蹙的双眉，笔立刚劲的短发，讲起话来生气勃勃的面孔，宛若就在眼前。 　　我和曾涤同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65年。记得当时他还目光炯炯地对我说：“老熊啊，干社会主义，事情多得很，我们这些老家伙可得要抓紧时间，争取多为党工作几年啊！”谁知时过一年，他就横遭迫害，“靠边站”了。我也没能逃脱这场浩劫，在他之后两年，被林彪、“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投身囹圄。转眼就是几年，林彪“爆炸”了，“四人帮”垮台了，我重见天日。可是，我的老上级、老战友曾涤同志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抱恨地下。 　　我和曾涤同志一起生活、战斗了四十多年。他是湖南浏阳人。十四、五岁就参加革命，当过儿童团长、赤色少年先锋队队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红小鬼”。1930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红军。曾涤同志无限热爱党，热爱毛泽东同志，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湘赣根据地时，红军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做群众工作。他曾担任红区县委书记、少共省委儿童局书记，率领游击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扩大根据地。那时部队上知识分子很少，曾涤同志算是我们的“秀才”。他除了协助军事指挥员指挥战斗外，还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演讲，亲自动手写布告，写标语。记得他常写的一条标语是：“老子本姓天，住在山里面，白天没一个，夜晚好几千。”即使在革命遭受挫折的情况下，他对党的事业也充满必胜的信念。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对每个红军战士的严峻考验。那时，他在教导团担任指导员。长征开始不久，他就染上疟疾，每天打一次摆子。加上生活艰苦，药品奇缺，还要不断地行军打仗，他瘦得皮包骨头。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坚信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坚信革命事业一定会发展、胜利。部队越过金沙江时，他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在惊涛骇浪中，亲自撑着竹筏，运送战士过河。每天摆子一来，他躺在地上，冷得浑身发抖，缩成一团；摆子一过，他就从地下爬起来，去追赶部队。当时，他穿着一件在云南打土豪时发给他的破皮袍子，挎着一支驳壳枪，拄着一根棍子。在行军队列里，每天都能见到他那瘦小的身影。他嘴唇焦干，衰弱得一步一喘气，还是那么乐观，边走边给大家讲故事，做思想工作；到了宿营地，又给大家上课，讲形势。曾涤同志脑子好，又爱学习，国内外发生什么大事，他都记得很清楚，那时部队上读物很少，只要拣到一张报纸或一本书，他就贪婪地阅读，并收集起来作为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的材料。大家都认为他是最为博学的人，给他起了个亲昵的绰号，叫“国际代表”。他每次作报告，同志们最爱听，连兄弟连队的同志也自动跑来，围在一起，听他讲。虽然大家饿得肚子咕咕怪叫，可是一听他的报告，把什么都忘了，浑身陡然增添了力量。每次做完报告，他往往还要亲自指挥大家唱个《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那高亢雄壮的歌声，震撼着草山雪地，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无往不胜的英雄气概。 　　曾涤同志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者。说起他的政治工作能力，尤其是他的鼓动才能，老同志没有一个不交口称赞的。由于长期的革命实践锻炼，他政治上十分敏锐，工作上很有魄力，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能排险却难，迅速打开局面。抗日战争开始时，我八路军一二○师，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在贺龙师长的率领下，沿同蒲路，向五台山、太行山和华北敌后挺进，发动和武装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当时，在国民党政府的投降亡国政策下，日本侵略者不可一世，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河北、山西一片混乱。我们进到五台山以后，王震同志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命令曾涤同志带一个工作团和一个文工队，到晋南去发动群众，扩大八路军。要求他们，以侯马为中心，限时一个月，扩军三千人。当时，晋南是阎锡山的地盘。曾涤同志等接受任务后，正确执行党中央团结斗争的方针，冲破顽固派的阻拦，昂然挺进阎锡山的巢穴，立即开展工作。他们每到一地，就召开群众大会，曾涤同志亲自发表演说，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老同志都晓得，曾涤同志的演说是很有名气的。他善于抓住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用简明的道理，通俗的语言，形象的比喻，助以响亮的嗓音和有力的手势，讲得淋漓尽致，立即就能把人紧紧地吸引住。每次演讲，他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滔天罪行，讲到国民党政府的投降亡国政策；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毛主席的持久战方针，讲到抗日必胜的光明前途。讲到激动处，如长江大河，奔腾咆哮，力动山岳；讲到痛切处，感人肺腑，台上台下，大放悲声。随着他们的工作步步深入，八路军的名声不胫而走。一听说开大会，附近的群众便扶老携幼，赶来参加，十分踊跃。每次开会，会场总是挤得满满的，有时连花生、纸烟摊子都挤垮了。演讲一完，就由文工队演出《亡国恨》、《沦亡后的东北》、《一群苦难的孩子》等抗日节目。曾涤同志演戏、扭秧歌也挺在行。那时女同志少。有一次正好缺一个演大嫂的演员，他就自告奋勇演大嫂。他在台上一扭一扭地演得活灵活现，认识他的人都在台下捧着肚子笑。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往往开上一两次大会，作上一两次报告，再唱上一台戏，就有许多工农和知识分子青年报名参加八路军。只有二十多天时间，就招收新战士三千多人，圆满完成了任务。 　　曾涤同志干劲大，作风也好。他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华而不实的说假话、讲空话；他雷厉风行，讲究效率，反对拖拖拉拉和官僚主义。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对干部、尤其是对领导干部要求也很严格。他经常说：“工作可不能马马虎虎，我们的工作有一点没做好，就会给革命造成损失。”他对同级和下级批评是很严厉的，却胸无城府，襟怀坦荡。有的人只见其表，莫测其里，他却是心照神交，表里如一，肝胆俱见的。所以，尽管他对工作要求很严格，批评人不讲情面，同级和下级还是很喜欢接近他。真是“敬亦既笃，爱亦既深”的。他深入群众，平等待人，从不摆架子，在紧张的战斗、工作之余，他最喜欢的休息就是和参谋、干事、战士们在一起下棋，讲故事，拉家常，有时还下河摸鱼。曾涤同志很会讲笑话。战争年代，每到开饭时，他就端个碗，和战士们一起蹲在地上，边吃边讲笑话，常常使人笑得喷饭。战士们渐渐形成一个习惯，一到吃饭时，便都端着碗把他围住。要是哪次他不在，大家就感到饭也吃得没味道。他对战士和下级干部充满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十分关心他们的成长进步和生活。全国解放后刚进城时，许多老同志成家，他都要亲自过问，有时还亲自谈话，当介绍人。那时搞张床也不容易，到结婚时，连腾房子、搬床这些小事，他都要给管理部门一一交代清楚。 　　革命胜利后，曾涤同志继续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生活上，他艰苦朴素，厌恶任何的奢侈和浪费。新疆部队从战争状态转入和平环境后，在王震同志领导下，发扬南泥湾的光荣传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军区机关也参加了开发乌鲁木齐六道湾煤矿和修建红雁池水库、和平渠的工程。曾涤同志和干部战士们一起，住窝棚、啃干粮，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拉爬犁，背石头。在工作上，他依然保持着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1949年部队进疆时，他担任第一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当时因为地方政权不健全，他还兼管着很多地方工作，工作量是很大的。他经常是日以继夜地工作。由于战争年代长期的戎马劳累，他落下一个腰痛病，有时一口气工作四、五个小时，就站不起身来。后来又患了肺病，经常吐血。有一次，一个苏联医生给他检查身体，检查完后，大吃一惊，说：“你的体质已经衰弱到了危险的程度，要是在我们国家，至少得休息一年。”曾涤同志哈哈大笑，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可没那么娇气！”他若无其事地照常坚持工作。1951年8月，他带领军区减租工作团，赴伊犁地区开展减租反霸工作。他的足迹遍布伊犁河流域的农村、草原和山区。他和贫苦的哈萨克老牧民一起在毡房里过夜，在篝火边谈心；和维吾尔族贫雇农一起收割庄稼，并向他们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在工作团全体同志的努力下，伊犁地区各族劳动群众广泛发动起来，象伊犁河的滚滚浪涛一样，猛烈地冲击着封建制度的堤垒，并健全和巩固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1956年，曾涤同志由新疆军区副政委调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分管工交工作。他和过去战争年代一样，头一天谈了话，第二天就脱下军装上班去了。曾涤同志一贯是十分善于学习和接受新事物的。每当他接受一项新的任务后，便立即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竟至达到如痴如迷的境界。这时，在他的办公桌上，五光十色的矿石标本和连篇累牍的技术资料，代替了过去的战备动员指示和军事训练报告。他又沉浸在一场新的战斗中了。他除了案牍辛劳，一有空就深入厂矿企业，找工人和基层干部、技术人员谈话、开会，进行调查研究，整天忙得不见影子。不久，他便由一位驰骋疆场大半生的军队指挥员，变成了一位熟谙经济建设的专家。每当作报告或同老战友谈话时，一谈起经济建设情况，他就象过去在部队上谈某次战斗或某次整训情况一样，既不用讲稿，又不需准备，开口如流，侃侃而谈，如数家珍。有一次，他向我谈起新疆建设的远景规划，眉飞色舞地说：“照这样干下去，要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什么都会造，什么都会有了！老修想掐死我们，到那个时候叫他们看看，中国人民是有志气、有本事的！” 　　1965年，曾涤同志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时过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本来，他出身贫寒，历史清白，参加革命后又从未犯过大错误，林彪、“四人帮”无“辫子”可抓，就把他打成“陶铸分子”、“贺龙分子”，先是“挂起来”“靠边站”，继而又不顾其重病在身，强令他到干校劳动改造。在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淫威下，曾涤同志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久经考验的革命老战士的铮铮气节。林彪、“四人帮”的爪牙们逼迫他交代“和陶铸的黑关系”、“和贺龙的黑关系”等等，并杀气腾腾地威胁他如不交代，就要他作“贺龙的替死鬼”。曾涤同志一笑置之，根本不予理睬。后来，又勒令他交代王恩茂、张仲瀚等同志的“三反材料”。他说：“我和他们一起工作几十年，我了解他们，他们都是好同志，他们不是三反分子。” 　　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1971年12月14日，曾涤同志与世长辞了，终年只有五十八岁。在现在仅存的同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中，曾涤同志是年纪较轻的。本来正当有为之年，很可以继续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却不期遭此厄难，死于不白，实在令人痛心！曾涤同志历来是一位革命乐观主义者。就是在生命弥留之际，他也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坚信“四人帮”横行霸道不会长久，向往着有朝一日还能继续为党工作。“万家歌舞春风里，秋浦如今不似秋”。现在，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又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新的长征，曾涤同志如果九泉有知，该是多么高兴啊！ 　　亲爱的曾涤同志，你安息吧！ （1979年4月6日《新疆日报》）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怀念曾涤同志

朱家胜 　　曾涤同志是我敬重的老战友，我和他在一起共同战斗、工作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湘赣苏区的莲花县，时间是1932年。当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号召扩大铁的红军一百万，曾涤同志任扩红工作队队长，来到莲花县扩红，我们就是在这里相识的。此后，我们一起参加了第四、第五次极其严酷的反围剿斗争，一起突围到湘西会合红二军团，一起经历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起奋战在抗日敌后战场上，一起参加了三五九旅南下湘粤的“第二次长征”，一起战斗在解放大西北的战场上，后来又一起并肩进军新疆，屯垦戍边。

　　通过长期的共同战斗，使我深深地感受到，曾涤同志是一位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任何艰难困苦情况下都保持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1934年8月，中央红军由于错误路线的领导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军委命令湘赣苏区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于8月8日从永新县的横石地区出发西征。当时，曾涤同志是红六军团政治部俱乐部主任，他的工作最艰苦，早晨出发走前卫，晚上大家都宿营了他还在赶夜路，行军途中他还要负责贴标语、收容落伍人员。到了宿营地，大队已经休息，他们只能吃些剩下的饭菜。10月24日，我们红六军团终于与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共同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这时，曾涤同志任桑植独立团政治部主任，他除了做好部队政治工作外，还要为部队筹集粮食。湘西山区层峦叠嶂，山洞隐秘，豪绅地主们都把粮食深藏在山洞里，使筹粮工作十分困难。但是曾涤同志很善于做群众工作，筹粮任务还是圆满地完成了，受到了领导的表扬。1935年11月，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继续长征，这时曾涤同志领导地方工作团随军前进，他不仅要为大军筹粮筹款，一路上还不断地给大家谈时事，讲故事，说笑话，活跃文化生活，鼓励大家战胜长征途中遇到的种种困难。部队中的生活小事，他也能适时编成生动有趣的故事，同志们都很爱听。二、六军团从桑植一出发，就遇到数师敌人的围堵。为了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贺龙同志指挥我们声东击西，强渡澧水、巧渡沅江后，连续九天向东开进，先后占领溆浦、新化、锡矿山等城镇，造成了红军要东渡资水、攻击长沙的假相后，全军突然掉头向西急进，终于打破了敌人的包围。这一年的最后一天，部队进至芷江城下，我们在这里打土豪筹粮款，还开了联欢晚会、会了餐。但会餐被追击的敌人给搅乱了。记得炊事班刚把会餐的饭菜给我们挑上山，一颗炮弹打来，把装猪肉的菜桶炸了一个洞，肉汤不住地往外流。这时，司务长急忙让大家赶快自己动手舀猪肉，免得连肉带汤都跑光了。只见大家各显神通，有的用碗捞，有的用洗脸盆舀，有的用茶缸挖着吃。这时，刚巧来检查工作的曾涤同志手里什么吃饭家伙也没有，我就对他说：“我快吃好了，你用我的碗筷吧。”他却说：“谢谢，我自有办法。”听了他的话，我正在纳闷时，只见他脱下头上的帽子就往里边装饭菜，又顺手折下两个树枝做筷子，狼吞虎咽起来。大家见他这样，都佩服曾涤同志有办法。宣传干事贺茂德说：“老曾啊，你的办法真不错，就是不卫生。”曾涤同志风趣地回答：“等我洗一下就卫生了！”他的话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有的同志把嘴里的饭都喷出来了。曾涤同志就是这样乐观，无论是爬雪山、过草地，面对任何艰难困苦，他总是充满胜利信心，说起话来总是那样生动、风趣。

　　1937年9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我们红六军团编为一二○师三五九旅，王震同志任旅长。由于曾涤同志做群众工作是特长，王震旅长就派他到晋南去扩兵。曾涤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将新组建的侯马团带到抗日第一线。此后，他奋战在雁北地区，参加创建抗日根据地，为发动敌后游击战，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壮大我军力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三五九旅奉命回师陕北，他也调回担任七一九团政委，先是守卫黄河河防，后又率队参加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他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被誉为“第二次长征”的南下北返，对英勇的三五九旅是一次严峻的生死考验。曾涤同志在这次战略性远征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南下出发时，他担任南下支队三大队政治委员，率部突破日、伪、顽军的重重阻击，两次跨越黄河，两次往返长江两岸。南下支队与新四军五师会合后，曾涤同志奉命到鄂南湘北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斗争。日本投降后，南下支队奉命北返，重新回到中原部队驻地，受到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严密包围。部队驻地狭小，吃穿供应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尽管部队面临着又一次的生死考验，但是这时在干部队工作的曾涤同志却一如既往，十分乐观地活跃在同志们的中间。虽然当时普遍吃不饱，时刻都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但是曾涤同志把这些全然放在一边，他把这些团级干部组成一支干部秧歌队，到各部队拜年，给当地群众拜年，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记得他们演出了一个母亲送儿当兵的节目，那个送儿当兵的农妇就是曾涤同志扮演的。他们在王窑三五九旅司令部演出时，王震司令员、郭鹏旅长、王恩茂政委看后称赞说，曾涤同志的表演有“专业”水平。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大举进攻中原我军。6月29日深夜，王震同志率领三五九旅突破平汉铁路向西疾进。部队泅渡暴涨的丹江后，取道荆紫关向陕南的山阳、柞水进军，一路上大批敌军前堵后追，形势十分凶险。一次，曾涤、金忠藩同志在前面突然发现一批敌人正在睡觉，他们立即将情况上报，王司令员说，我们打了两天两夜，再也不能打了，他立即带上部队离开了险境。干部队这次起了很大作用，大家把曾涤同志称作“观察组长”。
　
　　三五九旅返回延安后，内战已经全面爆发。1946年底，曾涤同志和张仲瀚同志奉命到山东扩军，带回一个由一万多翻身农民组成的独六旅，首战参加打运城就旗开得胜，接着在瓦子街围歼刘戡，进一步打出了这支生力军的威风。此后，张仲瀚、曾涤同志率领独六旅（后编为二军第六师）一直活跃在西北战场上，不断取得新的战果，受到总部和纵队领导的表扬。

　　1949年6月，第一兵团成立，曾涤同志是兵团政治部副主任，我是政治部组织部长。我在曾涤同志领导下工作，一直到1954年4月我到南疆军区工作时为止。曾涤同志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能够大胆使用和信任干部，品德又很高尚，我们在他领导下工作都感到受益非浅、心情舒畅。曾涤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英勇奋斗四十余年，无私地奉献了他毕生的精力，他的功勋将永垂史册，他的英名也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怀念。 2001年4月18日
于南京

回忆曾涤同志

肖友明
　　曾涤同志逝世至今已三十年了。每当回想革命战争年代，我就禁不住浮想联翩，就会想起和他并肩战斗、生活的日子，一件件往事浮现在我的眼前。

　　1932年，我奉上级指示到共青团湘赣省委团校学习，当时曾涤同志在湘赣省团委工作，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曾涤同志，短短的学习期间，曾涤同志的革命热情和很强的工作能力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红军被迫长征，我和曾涤同志都在红六军团，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做好民运工作，号召群众参加红军，并负责部队纪律检查。曾涤同志文化水平高，斗争经验丰富，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他带领我们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长征途中，曾涤同志不但自己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斗志，还用革命乐观主义感染身边的同志。漫漫长征路上，曾涤同志经常给大家讲一些典故故事，以此激励周围同志，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定的革命信念，给大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抗日战争时期，曾涤同志任三五九旅七一九团政委，我先后任该团营教导员、团政治部主任等职，一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曾涤同志有了更深的了解。曾涤同志政策水平高，对于上级的指示、政策，他都能简明扼要地阐述并予以贯彻。他善于团结同志，关心同志，组织原则性强。在南泥湾大生产时，他坚决执行上级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的方针，率先学纺线，带领部队开荒种地，在把南泥湾变成“陕北好江南”的大生产运动中作出了重要贡献。1944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成立八路军南下支队，准备到湖南、广东一带创立抗日根据地。三五九旅大部被编入南下支队，我和曾涤同志又一道参加南征。南下途中，我们一面行军打仗，一面进行扩军，曾涤带领我们部分同志，依靠地方的地下工作者，积极开展工作，出色完成了任务。我们一起突破日寇封锁下的同蒲线，通过日寇占领的晋中平原，通过严冬封冻的黄河，徒涉冰冷的洛河，经豫西到达湖北大悟山，与新四军五师会师。1945年2月，根据党中央指示，南下支队继续向南挺进，曾涤同志留在湘北开辟根据地，我们则一路与敌伪顽连续作战，一直到达粤北，准备与东江纵队会师，但由于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阻击，未能完成会师。随后，我们又回师北上，与新四军五师再次会师，在中原地区坚持斗争。曾涤同志也返回了中原。1946年6月，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首先向中原军区进攻，根据上级决定，中原军区部队进行突围。蒋介石对这支孤军南征的劲旅进行了大规模的围追堵截，部队在王震指挥下，在荆紫关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打败了敌人的阻击，冲出了敌人的重围。突出重围后，我们每天在敌人的前堵后追中行军，历经四十多天的战斗，终于回到了延安。南下途中，我因腹泻，行军困难，曾涤同志非常关心我，叮嘱警卫员好好照顾我，不能掉队，使我跟上了部队，对此我终生难忘。在这次历时近两年、被老同志们称为“第二次长征”中，我和曾涤同志建立了更深的革命友谊。

　　解放战争时期，我和曾涤同志又一起在西北战场上战斗，参加了瓦子街战役、运城战役、扶眉战役等。解放西宁后，越过天寒地冻、风雪交加的祁连雪山，直插张掖、酒泉，逼近新疆大门。进入酒泉后，我们一起西出阳关，穿过茫茫戈壁，进军新疆、解放新疆。部队进疆后，曾涤同志很好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五十年代中期，他在新疆自治区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

　　 解放后，我因文化水平低，向王震司令员提出上学校学习，经部队首长同意，1951年底，我离开新疆到北京中央党校学习。我和曾涤同志一分别就是十多年。一直到1964年，我从部队转业到第三机械工业部工作，曾涤同志也于1965年从新疆调到中央组织部任副部长，我们又在北京重逢了。由于我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新的工作环境碰到一些实际问题，我经常到老领导曾涤同志那里交谈，曾涤同志给了我很多指导和帮助。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被抄家、游街、带高帽。对运动的很多做法，我很不理解，思想压力很大。那时，我经常到曾涤家中，和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