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359旅老战士回忆

九死一生宋治民口述 我叫宋治民,1924年6月14日(农历五月十三日)生于河北省肃宁县邵庄乡寄子庄村,1938年10月参加八路军,1949年9月3日到兰州,1955年到白银,1984年11月28日离休。人老了以后,总爱回忆过去。作为八路军359旅的一名老战士,曾经驰骋疆场,南征北战,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最后幸存了下来。每当想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时,心里就很难受,他们为了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回忆就不仅仅是为我个人树碑立传,而是把那段历史中的一个侧面记录下来。后人若能从中有所感受,本人心愿足矣。 1、参军入伍 我的老家肃宁县在冀中平原,父亲叫宋同云,在我两岁的时候,母亲就病逝了。27天后继母来了。继母对我不好,经常打我,父亲为此与她经常争吵,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父亲习惯了继母的做法,也就不再吵了。不知为什么,父亲总也不让我到舅舅家去,13岁那年才准许舅舅把我接去住了一个月,此后再也没有去过。我们那里有一个习惯,就是再穷的人家,也要儿子上三年学。我13岁了还没上学,村上就有人议论,有人说我笨,有人说我不笨,还让我用手指在地上写字,我就写了“黄金万两”、“出门见喜”八个字给他们看。议论时间长了,继母脸上不好看,就给父亲说让我上学。1936年我进了学校,在学习上我特别努力,老师教过的课我都学会了。书中有一课,内容是岳母刺字,我暗下决心:长大了要象岳飞那样精忠报国。这个故事影响了我的一生。不久听说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抓住了蒋介石,大人小孩都很高兴。我上学后,继母又不情愿了,1937年停了我的学,为了避嫌,又把我送到了她娘家干活。后姥爷、姥姥经常骂我,有一次我忍不住了,就跑回家。 那年秋天,我和父亲正在地里割谷子,听见北边炮声连天,人们说这是中日两军在打仗。那时村里议论很多,有的人说能打败日本,有的人说打不胜日本。从东北发了财回来的一个人说,日本的飞机大炮可厉害了,中国根本不行。我听了心里非常生气,恨不得一拳打死他。老百姓的抗日热情很高,盼望中国军队能打胜仗,当国民党29军和53军相继撤下来后,大家都很失望。 1938年秋的一天,一队八路军过路时在我们村边休息,他们身上穿的是灰军装,脚上穿的是草鞋,人们都不敢去看,我大着胆子走上前去,他们正在唱歌: “我们是抗日红军,英勇武装上前线。我们是抗日八路军,坚决一起决死战。……” 他们见我来了,都很高兴,一个当官的把我叫到跟前,给了我一个蒸馍,吃着真香,到现在想起来嘴里还觉得有香味。 1938年10月,我听说学校里来了个八路军在招兵,我便跑去找到那个人,说:“我愿意当兵打日本,你要不要我”?他朝我竖起大拇指说:“小兄弟,你真是好样的,我们一定要你。”我让他写上了我的名字。村里人很快知道了这个消息,第二天我走时很多人都来送我。 我们村一起当兵的还有堂二叔宋丹、远房堂叔宋宝、马炳银(与我同龄)、赵九如(小名赵来得,在南泥湾时给过我一双鞋),同乡的还有玉皇庙村的王瑞兴(后改名王兆祥),庙头村的韩东法,邵庄的常宝奇,均庄的张振兴,尹村的尹光普(王震警卫员,外号“大洋马”,给我当过排长)、尹光兰(给我当过排长)、尹金麟(现在兰州),东支兰村的刘树生,《应该是刘福生听说文革在山东迫害死了战斗非常勇敢》(给我当过班长),王家佐村的曹书文(曾任甘肃省军区后勤部部长,现在石家庄),同县的人还有很多,如黎非克(兰州万里机电厂)、赵东泰等人,其他大部分人不知道名字,小部分人忘了名字。 我参军后,部队就住在肃宁县城里。半个月后,就见有人请假探亲,我也想回家一次,就向指导员请假,他很痛快地答应了。当天我到家后,父亲说“你来干啥,谁叫你来了?”我听了特别伤心,第二天就回到了部队。此后一别17年,直到1955年才去故乡探亲。 我们新兵连属359旅特务团,不久,我被分到团部当了勤务员,团长刘子奇,政委陈文彬。 我们359旅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属八路军120师建制,师长是贺龙将军,我们旅长是有名的王胡子王震将军。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359旅辖717团(红六军团改编)、718团(红32军改编),不久有了719团(崞县独立团改编),后来又增编了补充团(四支队)、特务团。359旅的团级领导都由原师级甚至军级领导担任,战斗力很强。359旅成立后即开赴晋察冀抗日前线,打的日本鬼子闻风丧胆。 1939年1月1日夜,日本鬼子攻来了,我们部队从肃宁撤到了后堤村。部队天天打游击,每天行军七八十里路,确实很苦,我们都感觉有些受不了,一起当兵的个别人想回家,问我想不想走,我说我不走,再苦也比在家好。不久,部队到了饶阳。2月19日(农历正月初一),日本鬼子进攻饶阳,我们部队又撤到了张村。这时我被调到四支队(补充团)警卫营,支队长(团长)是郭鹏,营长姓常,我在一连当通信员,连长张保山。后来我们部队离开冀中平原,经安国县,在定县跨过了京汉铁路,又经曲阳到阜平,与我们359旅的其他部队会合,然后从涞源到山西的广灵、灵丘、五台一带转战,在河北山西一带打游击。这一阶段我们吃的都是玉米面。 1939年9月初,在灵丘县的上寨,我们遭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那飞机飞得特别低,眼看快要擦着树梢了,炸弹一个接一个掉了下来,爆炸声震的人头晕眼花,当时赵东泰隐蔽在一个土坑里,一颗炸弹在他很近的地方爆炸,炸起来的土和树枝将他埋在里面,飞机走后,他从土里钻了出来。 我们离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经盂县到了榆次附近。有一天天快黑时,我们就开始上山,上去后就一直在山上走,到了后半夜,人们渴的难受,山上找不到水喝,嗓子干得直冒火,人们渴的实在没有办法,就自己喝自己的尿,有些人想喝尿都没有,只能坚持。下山后就走进了脚面深的泥水中,但没有时间喝水,我们跑步前进,快速通过了同蒲路。过铁路后又跑步向西,准备上山,这时天快亮了,大批日本鬼子追来了,炮弹不断落在我们附近,机枪也不停地向我们扫射,子弹打在地上噗哧噗哧地响,土就像开了锅的水在翻滚。随后日本鬼子端着上好刺刀的枪冲上来了,我们有好几个人在拼刺刀时牺牲了。情况特别紧急,我们把身上背的东西全丢了,还有的人把枪也丢了,危机时刻,718团返回来打退了日本鬼子,为我们解了围,我们才上了山。我们在山上走了一整天,直到晚上才宿营休息,人们又饿又累,都急着烙豆面烧饼吃,大家都吃得很香。 次日天不亮我们开始出发,又是一天急行军,多时找不到水喝,身上没有背水的工具,只能坚持。晚上宿营后,吃的是小米饭,有些人拿出了昨晚吃剩的豆面烧饼,放到嘴里一吃,又吐了出来,原来这饼是生的。我们说,昨晚吃得都很香,今晚怎么就生了呢?人常说:饿时吃糠如蜜甜,饱时吃蜜蜜不甜,真是一点也不假。 部队到娄烦镇住了一夜。这里是吕梁山区,不是山就是沟,山大沟深,一上一下就是几十里,我们翻过吕梁山到达临县,又到了黄河边的克虎寨。第二天我们渡过黄河,到了陕北的佳县。过黄河坐的是木船,我和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黄河,坐在船上特别兴奋。我们急行军一个月,走了几千里路,来到了陕北,大家心里都很高兴。 2、陕北遇险 1939年10月初,我们过河后经佳县、米脂到绥德。在绥德,我们就补充到各部队去了,我和赵东泰、王秀山等十几个人到了旅部警卫连。王震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但地方政府——绥德专区由国民党控制,专员是国民党的何绍南。我们359旅到陕北后,国民党及其不满,何绍南处处刁难。在绥德飞机场,我们部队和国民党官员及部队(保安团)在一起开大会,王震在主席台上讲话时指着何绍南大声责问:“我们在敌人后方打日本鬼子,你们不支持,我们到自己后方来,你们也处处刁难,不给房子住,连粮食也不给吃,真是岂有此理”。何绍南无言以对。国民党特务组织了各种暗杀队来害我们,有以石头为武器的“石头队”、有以棍子为武器的“杠子队”、有以女特务组成的“婊子队”(战士们也称为“板子队”)……等等。我们有的战士被特务暗杀了。有一次我在夜里12点后换岗时就遭到了“石头队”的袭击,一块瓦片突然打到我头上方的墙上,差点被击中头部,由于天黑,带岗的班长不让我去追,让我提高警惕,以后多注意。他们气焰嚣张,在大街上书写反共标语,如“限制异党活动”等等。1939年12月初,在绥德南关我们部队和国民党保安团又在一起开会,大会刚开始,他们就喊“国民党万岁”的口号,我们便喊“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大会没有开成,部队就上街游行去了。 1939年12月31日夜里12点,突然响起爆炸声,二郎山一片通红。原来何绍南指挥保安团点燃了二郎山弹药库,就向北逃跑了,王震命令我们追击,一直追出警备区才返回绥德。敌人逃跑后,我们获得了一些战利品,每人发了一件衬衣。 1940年1月,天气越来越冷。由于两个月前过同蒲路时我们将棉衣棉被都扔了,上级也没有再发,我们只好挨冻。下雪后更是冻得没有办法,手背上裂满了口子,两只手互相取暖时,两只手上都是血。一直到了春天,才给我们没有被子的人发了一条毯子。我们吃的粮食,是从100多里之外的清涧县背来的,有时也到180里远的延川去背。为了取暖、做饭和补贴生活,我们到子洲县的马蹄沟一带背煤,再到绥德去卖。我们每天吃的菜里有5钱盐、4钱油,就是用卖煤的钱买来的。 我们背煤时要经过一道桥,这桥是用两根圆木搭的,距水面有一尺高,加上刮风,不断有水珠溅到桥面上结成冰。有一次我背着煤过桥,不小心滑到桥下,我把煤从水中摸出来重新背好,上岸后冻得直打颤。走了不远,遇到一位老乡,他要去煤窑买煤,见我身上湿透了,就对我说:“你跟我去熬盐的房子里把衣服烤干后再走”。我在熬土盐的锅台旁把衣服裤子脱下来烤在了盐锅周围,他脱下一条裤子给我穿上,让我等他买煤回来再走,这样他只穿一条单裤就走了。他回来后我的衣裤也烤干了,就把裤子又还给了他。这位老乡使我非常感动,后来我时常想起他。河面结冰以后,我们就用树枝扎成冰床拉煤,两个人合作,可拉1000斤左右,有时冰上还有没住脚面深的水,水特别冰凉,脚和小腿上激出了血。又一次在冰上拉煤时塌了下去,腿被冰茬子划破,冷水一激,钻心地痛。 1940年10月,我们大部分人都生了疥疮,又疼又痒,有的人走路都很困难。人们戏说:“疥疮是一条龙,先在手指行,腰里缠三趟,肛门外扎老龙”。我们在卫生员的指导下,用猪油、硫磺和在一起往身上擦,到晚上再用麦草火烤。晚上脱光衣服烤火时,浑身又舒服又难受,越烤越爱烤。冬天到了,上级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件裁好的衣料和棉花,让我们自己缝棉衣穿。衣服做好后还未穿,就被收走了,说是前方需要。 1941年1月,朱德总司令到我们359旅来视察,次日天亮后,我们旅部警卫连随朱总司令到绥德飞机场开大会。总司令在会上只讲了四句话: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讲完后就上马走了,我们连随后跟他到了田庄。休息时,总司令给我们每个人买了一个馒头,吃完后又走,晚上住到石咀驿,朱总司令挨个问候大家,见我年龄小,对我非常热情地说了几句话。第二天我们返回,王震召开了旅部大会,他在大会上非常气愤地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皖南事变,新四军一万人被消灭了!大家听了心里特别难受。 1941年4月,我们连调到宋家川、吴堡、柏林坪一带去守河防,距离宋家川15里的黄河对面是山西柳林县的军渡,军渡西边山上的玉皇顶是日本人的据点。从军渡跑来的一个人说,村里每晚要给日本人送去一个女人,我们听到后非常气愤。有一次,我们发现对面山上有一群人,就开了枪,他们大喊自己是中国人,我们便停止打枪。还有一次,我正在放哨,发现对面山顶上有一群日本人,指导员拿过我的枪向日本人打了三枪,对方没有反应,他就走了。没想到我的工事暴露了,不一会日本人就向我开炮了,一共打了29发炮弹,有一颗炮弹只差50公分就打进了我的工事,一块重约100斤的大土块塌下来砸在我的身上,手被砸伤了,工事里弥漫着烟尘土灰,只好坚持。不久,我被调回绥德,到了通信连,班长徐培彦,副班长冯树。从绥德到延安,中间有4个通信粘,要走5站路:绥德——石咀驿——清涧——马家店——双黄驿——延安,送信时不分昼夜,人停信不停,一般是骑马送信,一站一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