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的“新左派”—读埃马纽尔·托德《民主主义以后》(ZT)

本来随着埃马纽尔·托德(Emmanuel Todd)的学术成熟、著作等身、积极参与社会公共政治讨论、在法国和世界学术界的影响力的日益增长,今天中国学者理应熟悉或了解他的学术著作和时论。尽管2003年,旅法学者陈彦在《从美国威胁论到美国崩溃论》一文中,不仅介绍过托德《帝国以后》(Après L’Empire,2002)及该书中预言美国已经走向衰弱的结论,也略微言及托德以往的学术成就及其影响。继承了法国知识分子传统,托德也曾明确告诉世人,人文学者应该干预现实政治,抨击现实生活中的邪恶是知识分子责任。托德在众多“时论”中,对国际现实政治、政治界的批判时,反美也直截了当、口无遮拦,照理应该得到中国读书人的欢迎,特别“左派”知识分子欢迎(中国读书人,对学理性、学术性的文字不感兴趣,与拉丁族读书人一样,热衷于撰写议政的时论,也容易提高知名度,引起马太效应)。但是,六年后的今天,遗憾得很,埃马纽尔·托德在中国学术界还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也许因为托德的学术和时论都不合中国学人胃口,人们懒得提起他;也许因为读过他主要学术著作的中国读者依然寥寥。   其实,要说“反美”,托德在法国人文学科学者中“反美”的历史也算得上悠久的。1990年代笔者借助追随托德的“粉丝”石崎晴己等人的及时翻译,读其有趣的学术著作《新发现的欧洲》(L’invention de L’eurofe)、《世界的多样性》(La Diversité Monde,《第三行星》和《世界的童年期》两部著作合起来的新版)、《移民的命运》(Le Destin des Immigres )等著作(日文版)时,就感到,他在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非平等型的核家族形态(家长对子女不取权威态度,儿子之间继承权不平等。这种历史上家族形态的民族进入了近代,也侧重于追求自由)与法国北部地域的平等型核家族形态(家长对子女不取权威态度,儿子之间继承权平等。这种人类学上的家族形态的民族,即使进入了近代,也侧重于追求平等)两者之间,对后者有所偏好——著述的字里行间流露出这样倾向。我想这并非只是因为托德作为一个法国人(尽管有犹太人血统)的民族感情在无意识中流露出来,而是当时他已经觉得在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那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中,追求“平等”也是不能忘记,仍旧要强调、提醒的。所以,可见并非是在“9,11”以后,美国对阿富汗、萨特姆采取军事行动后,托德“反美”言论高昂起来,1998年,他在《经济幻想》(L’illusion économique)一书中,也已经严词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指出其不良后果、要求适度的世界规模自由贸易等——明显反美的言说。10年后的《帝国以后》只是援引更多最新事例和数据,补充《经济幻想》中的那些基本观点。如果说托德1970年代25岁时在处女作《最后的崩溃》中,根据婴儿的高死亡率预言苏联的体制在20年内、最迟不过30年瓦解,(笔者不喜欢历史学家做什么预言,尽管爱读托德的书,读遍其所有的日文版,也不赞成预言。我与许多批判托德的家族形态决定论的人一样,肯定其论说、大量例证可以证实历史,但对其阐释现实和预言未来是持异议的)那么,他在《经济幻想》中,也有许多前瞻性论断或独创性分析。比如,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必然会从巨大出口国转化为进口国家,所以与西方国家之间贸易不均衡是短时期的。 托德认为这种预测的推理是建立在两个错误前提基础上的。第一个前提是,随着经济生产水平发展,大众识字率提高,必然会导致大众福利改善和不同阶层消费民主化。托德认为这种假设,在难以从极权主义社会中解脱出来,还处于腐败阶级支配的社会中只是一种神话、是不现实的。第二个前提,是西方经济学家期待中国沿海地区带动内地经济均衡发展,普遍提高消费水平。托德认为,只有在直系家族型的社会(德、日、瑞典)历史上,才有过这种经济发展的经验。尽管中国巨大内需市场在《经济幻想》问世十年后的今天还具有活力,但是对西方国家的贸易顺差至今并没有显著改善。书中,托德还有一个分析也很有趣。他谈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导致英国、法国贫富差别扩大,但是又说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导致不同社会的变化却又各不相同。他说,历史上,马克思曾在《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政变》、《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以1848年到1871年法国社会从经济基础引发的政治斗争来论述阶级斗争学说,而这所谓“阶级斗争”正反映了法国北部地域核家族的平等主义价值观——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认为自己应该与贵族是平等的,到了1848年法国工人阶级要追求自己与资产阶级享有平等权利。这样对不平等的挑战、对平等的追求,导致1850年阶级斗争盛行的法国工厂里几乎找不到真正的无产阶级。1849年起马克思在伦敦着手写《资本论》,确实英国资本主义产业正在产生大量的无产阶级,但是在这个生产媒和铁的岛国,不见暴力性的政治对抗——缺乏阶级斗争——英国无产阶级默认阶级不平等的差别。因此,马克思在英国了解了资本主义,在法国把握了阶级斗争。同样,在20世纪末,同样工薪阶级生活水准下降,法国时时出现盎格鲁·萨克逊家族型英国、美国少见的罢工,英、美庶民习惯经济上的不平等,人类学家族型对信仰的影响力具有久远的惯性。   《帝国以后》以后,托德是否继续反美?在一篇题为《美国帝国的瓦解——体制的东方与西方、日本与德国比较》文章中,他直截了当地对自己的反美作过解释。   托德在该文中说,自己决不是为了反美写这本书的,又承认这本书的体系上确实是反美主义,但是自己并不认为美国历史上就是恶的根源、本质上是邪恶的。从个人现实经历来说,自己家族许多人二战后把美国作为自己祖国,生活在这个民主主义国家里。二战期间它为世界投入了光明,战后又帮助欧洲和许多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重建。到冷战结束为止,他与两种极权主义体制针锋相对,捍卫了世界的民主主义。但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民主主义在全球已经难以逆转的情势下,美国自身反而成了世界不安定因素之一。在当今全球向民主主义的过渡期,虽然还存在来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活动和暴力,但因为伊斯兰世界的识字率和控制生育表明,整个伊斯兰世界民主主义也在确实成长,不持有具有威胁力的军事力量,我们必须耐心地与其对话和等待。至于为何预言美国走向衰弱?他简练地概括《帝国以后》观点之后,如是说明:一方面经济上对外贸巨大赤字,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全球金融资本流入美国,填补贸易与财政赤字,对外国金融资本依赖,已经自我边缘化——这样经济基础有其脆弱的地方。托德,也不喜欢侯赛因这样独裁政权,但其没有对全世界威胁力量,所以认为美国的“象征性反恐怖战争” 只是一种表演,用军事力量优势表明美国强大的存在。   如果说《帝国以后》主要是“反美”,那么2008年出版的《民主主义以后》(Après la démocratie)主要是把批判矛头对准法国内部的萨科奇体制,指责萨科奇执政继续维护全球化经济体制的各种政策及论述全球化导致了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衰退。   尽管10年前在《经济幻想》中托德已经指出到1990年代中期法国具有大学学历阶层已经不能保证高工资、无失业风险,但是他为了增强说服力,在《民主主义以后》中还是通过新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即1990年代特权阶层大约占法国人口20%,但是大学的知识与财富的结成联盟在发达国家中也只能是一时的,随着全球化发展,从新自由主义潮流开始至今天(托德执笔的2008年),还没有30年,上层白领阶层圈子的利益也开始遭到侵蚀,不仅每年33%大专毕业生被排斥在依靠学历在世界市场受到庇护的特权者之外,工资下降、失业也已经威胁取得职位的高学历的人们。法国发展得很快的媒体行业,就业者的学历都远高于前辈,但是年收仅1万多欧元。经济地位导致政治信仰的转化,贫困化了的都市新的中产阶级整体政治立场向左转。   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后最上层的20%的收入也开始发生分化,越富裕的收入、财富增长越快:收入最高的10%的人,八年间平均增长11,3%;从上算起1%富裕阶层,增长 19,4%;最富裕的0,1%的人们增长了32%;最最顶尖的0,01富豪,增长了42,6%。同样其他阶层中也在更细地分化。对民主社会威胁的是富裕阶层内部不仅形成阶层同质性、还成了利益连带、共同驾驭社会的集团。他们对于财富的欲望,转向对权力的追求,不仅把“有教养无资本”阶层排除出统治集团,而且开始置身于与国家构成争夺资源关系的地位。国家资源不仅是物质财富,还包括对人力资源配置和武力的动员、驱动。他们的富裕生活已经完全与庶民断绝,很难想象、理解庶民的生活实态。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就的新富裕阶层,与旧时代富裕阶层不一样,很少有从事慈善、福利事业的,哪怕出自宗教的感觉。另一方面,本来受金钱腐蚀最小的艺术界也开始堕落,艺术也成为这个阶层投机的对象。   托德批评法国部分知识精英和萨科奇都把发生在都市郊外的青年人的暴力事件不是归咎于贫富两极分化的结果,而是错误地归咎于“新的民族主义兴起”。他认为没有统计数据能表明参加暴力活动青年大多出自北非的少数民族,而是因为“毕业即失业”导致他们对传统社会的恐惧,参与暴力活动。那些知识精英否认教育导致的阶层断裂、导致的新的贫困,把暴力、社会矛盾根源归咎种族、宗教的差异,根本上是放弃法国传统的普遍主义的民主主义理念,和美国(容忍黑奴制的民主主义、雅典保留奴隶制的原始民主主义)一样,倒退到非普遍主义的民主主义水平。而萨科奇总统选举的胜利正表明极右翼国民阵线(民族主义)的退潮带来的选票。而萨科奇政府无视教育的停滞、全球化经济导致生活水平下降正是社会冲突加剧——暴力化的根本原因,错误地把阶级意识的矛盾和冲突解释为民族或宗教冲突,所以,萨科奇上台后,在所得税上“给了富裕阶层一个很大的礼物”之外,在各方面扩大社会不平等对中小企业投资者减少财产税、降低财产继承税、免除住宅贷款利息税收的等,总额达150亿欧元。托德预言:这样倒行逆施的税收政策的实施,萨科奇的支持率将会大大降低,先前选举中支持他的来自老年选民大量选票——退休阶层的生活水平下降的前景日益明显。法国等发达国家国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民众也不是在全球化后马上能感觉出来的,托德指出,法国社会自觉感到生活水平下降的是在2008年。其实,日本因为是对第三世界劳动力、出口依赖最严重的国家,经历了比法国更长期、严重的全球化“积累”,长期完全失去内需市场、劳动力过剩之后(据笔者的观察,日本国民平均生活水平已经倒退到不如葡萄牙、希腊),日本少数头脑清醒的国民(可能就是托德所说的日本是“直系型家族社会”缘故,广大国民顺从权威、容忍两极分化不平等的“命运”)也是在2008年才开始自觉生活水平下降,这个“生活水平下降”要素也成为2009年日本夏秋之交大选民主党的宣传口实和自民党大败的要素。托德感叹说,在“历史终结”时代,“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相对贫困的概念,绝对贫困在欧洲最初得到经验的验证。”   根据海克谢-奥林理论 (Theorm of Heckscher-Ohlin),假如全球劳动力与资本市场完全统一起来,最终必然把极端的不平等引入所有国家。1990年代以来的所谓“自由贸易”不仅在第三世界国内制造了两极分化,也把与第三世界同样程度的贫困传染给发达国家的社会底层。如果不是把工资作为社会财富的分配,只是作为生产成本来计算的话,最终对该国家内需发生负面影响。因为全球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力大量提供,各国工资又受到这一最低标准工资降低的影响,导致内需购买力大幅下降。全球化 “自由贸易”的结果——对欧洲、全球底层工薪阶层乃至中产阶级利益带来的损害,实际上从长远来看,也对各国经济带来损害。为什么美国社会对“自由贸易”这样的祸害反应不敏感,或者说症状不如其他国家严重还有一个大量消费的市场?托德认为政治霸权给美国带来许多特权缓解了症状,比如,军费开支刺激经济、美元作为世界通货,1999年以来一直保持很低价位,等等。不仅发达国家,几乎所有国家投资者——资本家都喜欢建立在低工资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利益决定立场,他们都欢迎这样的全球化。像中国、印度这样国家的高学历者,开始时似乎是得益者,但是随着他们国家大量制造文凭的结果,学历贬值,高学历者的收益也得向低看齐。所以,中国、印度那样的国家中赞成全球放任自由贸易的人也会越来越少。整个社会均衡被极端两极分化破坏了社会原先的均衡,即使富裕阶层也要受到这种收入上不平等带来的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恐怖、暴力犯罪增加、学历考试竞争加剧。 所以,在他看来,目前发达国家的教育,不仅已经导致文化停滞,而且是民主主义的障碍。托德嘲笑美国说:“美国人也许有解决办法,富人建立自己的郊外住宅区、办自己的‘贵族大学’,但是欧洲很难实行这种社会隔离,欧洲人离开都市,马上感觉生活水准下降”。笔者认为,作为民主国家美国,虽然讲平等传统比法国差一点,要完全实行社会隔离很难,1960年代公民权运动证明了这一点,奥巴马当总统更证明这一点。倒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富裕阶层在住宅与教育两个领域与贫民完全隔离的可能性要比美国大一点,目前已经有这样趋势。托德是从事实证研究的专家,当然对中国事情也有相当了解。他如是分析、描述说:中国目前是源自共产主义的威权主义政体——托德把这称作:“自由主义的共产主义”。千百万农民离开故乡、土地,都市中产阶级也已经出现,上面还有社会金字塔顶端具有特权超级富裕阶层。这种分化,乃至自由主义的共产主义本身在词义上自相矛盾,只是名声狼藉法西斯主义代用品。这种自由主义的共产主义核心部分,本来引起共产主义革命价值观依然“健在”。在人们宗教信仰日益淡薄、个人原子化的全球化过程中,人们在经济压力下,为了从孤立原子化中摆脱出来,阶级意识产生并组织起来也不是不可能。按照他的人类学理论所述,平等的核家族型社会的法国人酷爱阶级斗争。所以,现时法国权力中心那些新权贵也感觉到了暴力反击的威胁。埃马纽尔· 托德提倡把适度干预的“协调的保护主义”,(不是“放任的保护主义”)作为政府的一种伦理责任和义务。这种协调保护主义的根本目标并非限制共同体之外低于产品的进口,而是为了保障提高本国工薪阶层工资的空间。因为只要进口没有限制,价廉的进口产品必然带来国内工资水准下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内需萧条。如果发展中国家极其低廉的工资水准受到压力,那么,发达国家工薪阶层的工资才能提高,内需才会改善、增长,内需改善后带动进口,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单纯依赖发展中国家低工资为基础的进口,那么单纯追求低成本结果,必然是国内低工资,内需低下,不仅起恶性循环。   那么,发达国家如果实行协调、适度的保护主义,势必要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的就业。托德没有说起如何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的权益,但是他知道,那些“外婚共同体家族型社会” 的国家里工人肯定很艰难,因为工会组织和活动不能自由展开,也没有人为他们争取权利,尽管那里的传统是追求共产主义。但是,托德很乐观地说,台湾也是“外婚共同体家族型社会”地域,已经有了民主制度样板。当然他也承认“外婚共同体家族型社会”如何会形成民主体制?这个课题是对他学说普世性的一个挑战,需要深入研究。可见,与法国的老一辈对莫斯科有过幻想的左派萨特、梅罗·庞蒂、阿尔都塞、阿拉贡、纪德和他那曾加入法共的祖辈保尔·尼赞等左派知识分子部不一样,托德是个“历史终结时代”的“新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