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在新疆,什么时候会灭绝呢(ZT) 4

在某个民族人口居绝对多数,文化整合较好的区域,个人的族别属性只是其血缘承袭的标志,不能表明其文化的不同,而且人们接受并认可这种整合。在奇台县塔塔尔乡黑沟二村,居民的生活方式与语言等都与当地哈萨克族相同,一位维吾尔族妇女(母亲是塔塔尔族)对她和丈夫(塔塔尔族,母亲是哈萨克族)的结合有个形象的比喻:他(丈夫)是塔塔尔,不会说塔塔尔语,我是维吾尔,不会说维吾尔语,我们两个半截子,中间是哈萨克。
有些族际通婚子女很难确定自己的民族属性,因为他对父母双方的民族即没有认同上的差异,又不想去选择,有时就在族别一栏同时写上父母的民族。如自幼在伊宁市长大的DM(42岁,教授),父母是维-哈通婚,他对自己属维吾尔或哈萨克一直就没有明确的选择,有时就将自己的族称写成“哈萨克/维吾尔”。DM:小时候,父母对于我们子女的族别并无特别关心、引导,家中使用维语,主要的生活方式是维族的,我上的汉校,哈语和维语都不错。在需要填写民族成份时,我先想到哪个民族就写哪个民族,所以有时是维吾尔,有时是哈萨克。我们兄弟姐妹8人都如此。我不知他们现在的民族成份是什么。考大学时,我的档案里写的是哈萨克族。我有两个身份证,在北京办的证填的是哈萨克族,回新疆又办了一个,办证的人根据我的姓名自己就填上了维吾尔族。我到哈族地区说是哈族,到维族地区说是维族。我夫人是维族,儿子报的是维族,这是由她决定的。但儿子(14岁)实际也没认同哪个民族,和我一样。儿子将手指从身体中间划过,说一半是维吾尔,一半是哈萨克。
正如人的社会化过程是终身的,个体的认同有时也会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因为情境的变化和不断的学习而形成新的文化认同。乌鲁木齐市的维吾尔族女子G(30岁)的父母是维-汉通婚,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北京人,她从小在北京由姥姥带大,12岁回到新疆,上大学前基本不会说维语。本来报的志愿是外语系,父亲把她调到中语系学维语,毕业后到维语中学当老师。她曾经也想找个汉族丈夫,后来和一个民考汉的维吾尔族男子结婚。调查员是G的同学,她对G的变化印象深刻:刚上大学,同学们都看不出G的民族成份。大学毕业后,G不愿进民族中学工作,因为那里几乎完全是维吾尔族,她说只要不是民族中学,去哪个单位都可以。几年后,我打电话问G是否想来我们单位(中专)当一名汉语老师,她一口回绝了。最近我们见面,离毕业已经8年,她的穿戴、举止、神态都和维吾尔族女性完全一样,从前纯正的北京口音已经丧失了百分之六、七十,中间夹杂着维吾尔族人说汉语特有的很重的语调。
也有少数族际婚姻的后代始终难以消解文化上的困惑,难以在一个族群界限分明的社会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尤其是对于较为虔诚的宗教信徒来说。俄罗斯族妇女Z(45岁,祖母及外祖母都是俄罗斯族,祖父和外祖父是汉族)对自己以后要去的另一个世界存有恐惧:圣经上写着,耶稣说,东方人不能到西方,西方人不能到东方,各有各的生活。我有时就想,我以后是去东方还是去西方?我会不会下地狱?我不是俄罗斯人,又不是汉族人。在俄罗斯,他们说我们是汉族,在中国,他们说我是俄罗斯族。
总之,族际通婚子女民族认同的多样性,有时就反映在民族身份的不确定性上。政策上规定的民族成份的单一性,使这种双重认同无从表现,时常出现多元认同与单一民族身份之间的矛盾,或者登记的民族身份与实际的个人认同不一致。有一些人受到父母体质差异的影响,被别人误以为是某个民族,甚至常会遇到好奇的询问,这难免成为一种社会压力。在民族关系较为复杂的时期,或民族之间利益分配差异明显的情况下,个人民族身份的变化有时被看成是贬义的。

四、群体认同个人的层次性

认同是相互的,个人认同群体的同时还存在是否被群体接纳的问题,什么情况个人和群体相互认同,什么情况个人和群体一方认同,一方认异,这往往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而与对民族分界的认识有关。有这样几种观点:同一种文化者属同一民族,相互认同者属同一民族,或拥有同一先祖的血统为同一民族等。根据情境论的主张,心理认同才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如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没有完全统一的宗教,没有统一的文化,它是建立在心理认同基础上的民族。在儒家文化中,以"礼"(伦理道德)为标准,所谓"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夏礼则夏之",文化认同成为夷夏之别的边界(马戎,2004:149)。也有学者指出,对中国人而言,文化的特征是可变的,所以最终是二次的,而民族性的人种定义比什么都更为重要,"一个人只要有中国的血,就永远是中国人"(吉野耕作,2004,125页)。就目前我国的政策来看,事实上个人基本以血统来确定民族身份,因为子女的民族成份必须与父母双方或一方相同,只有养子女或继子女可以例外。正如前文所说,这种民族身份的确定有时与本人的认同是有距离的,就更不易被该民族群体真正接纳。
认同的层次性不仅表现在个人对群体的认同,如在不同情境下对不同身份的认同,同样表现在群体对个人的认同方面。个人在语言、宗教、风俗习惯、血统等方面,表现的越地道、越纯粹,就越多地被该群体所认同,如图2中所表现的。个人的族名(不是登记在身份证件上的,而是自己向外人展示的)和血统往往是认同的基础,其他(主要表现为对本族文化的认知与实践)则是认同程度的表现;语言是最易联结情感、建立认同的工具;个人虔诚的信仰和丰富的宗教学识会使其获得同教人的尊重和认同。对于外貌及文化差别较大的民族(如维吾尔族与汉族),个人的血统和语言能力是最重要的外在识别因素。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并不能取代浅层次的族名或血统认同,但建立在浅层次认同基础上的文化认同会使个人更易得到族群的信赖和尊重。
图2 民族群体认同个人的层次

认同和认异相互共存,在强调一致的同时即意味着差别的存在。一个完全不懂本族语言和风俗习惯的人很难被其族人真正认同,他们会觉得他和他们不一样。新疆有一个名词"第十四个民族",指的是各族自幼上汉语授课学校的少数民族学生(即民考汉,不包括母语是汉语的回族、满族等),这个词不仅表现了这些民族对那些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对母语不精通、对本族文化不很了解的本族人的认异,同时也是这些有自己母语的少数民族对接受汉校教育共同经历的认同。这种认同或认异标准是随情境变化的,同样一个人,某些情况下被本族认同,某些情况下就可能被认异,而且不同群体认同的标准也不同。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新疆曾有政策不允许汉族男子娶当地少数民族女子(李晓霞,2006)。1956年,阿克苏专署民政科请示民政厅,陈述有阿克苏县某乡维族女子董氏,幼年丧父,生母再嫁到外地,被汉族居民董某抚养长大,生活习惯与汉族差别不大,坚决要求与同乡汉族男社员结婚,已同居并怀孕,干部们组织维吾尔族社员讨论,大部分人表示同意,宗教人士也认为该女再嫁维族男子会有困难。可见,被汉族收养的维吾尔女子被民政部门仍当作维吾尔族人,故按政策禁止汉族男子与其结婚,而同乡的维吾尔族则认为该女与自己有区别,不能再与本族男子结婚。1957年5月,喀什市人民委员会向自治区民政厅报送"关于维族妇女与汉族人结婚问题报告",提出该市一些曾与汉族男子有过长期婚姻生活的维吾尔族妇女,因故离婚后,维吾尔族男性不愿与她们结婚,她们在生活上有困难,又要求与汉族人结婚。请示在当地群众不反对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批准结婚。这些维吾尔族妇女再嫁本族男子很困难,不是因为她们离过婚,而是因为她们曾经嫁过汉族男子而被本族社会认异。可以说,当时民政部门以血统,当地维吾尔族以文化为识别标准。当民族界限为某些文化界限所替代时,个体会因为情境的变化而形成新的文化认同,甚至是新的民族认同。至今在民间仍有少数人以为与回族结婚,举行了进教仪式,甚至不举行进教仪式,就可以被称作回族,或自认为回族。
区别不同民族的界限即民族边界,一个族群如失去了维护边界所需要的进入阻力与同化压力,其成员就会不再具有互相认同的标志。边界象征还起到为族群成员个人提供存在意义与安全的实质性功能(埃瑞克.考夫曼)。不同民族之间的边界是不同的。如果不考虑历史与文化渊源、血统遗传,可以说汉族与回族之间的边界主要是与宗教与风俗;回族与维吾尔族之间的边界主要是语言与风俗;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之间的边界主要是生产、生活方式;而在奇台县的塔塔尔乡和木垒县大南沟乌孜别克乡,长期与哈萨克族通婚的塔塔尔人和乌孜别克人,随着本族语言使用者、知晓者的逐渐稀少,语言作为认同标准不再存在,本族风俗也近乎消失,他们与哈萨克族的边界主要是父系血缘与族名世袭。边界的内容越少,就越易克服边界的界限而被对方认可。
由于边界的划分往往是多种差异的综合,因此一种或几种差异的消除并不等于认同障碍的完全消除。不同边界障碍的消除只表明了不同层次的认同,而认异则只需要有一条边界标准不符即可。在一些民族内,总有一些人对自己民族的边界守护更严,如果这样的人很多,这个民族的内聚力会很强,族际婚姻也就更不易发生。一些与非穆斯林民族结婚的人,到年老之时又考虑起离婚问题,往往是因为在精神世界中,主要是宗教信仰方面,给对方留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界限,同时他们也想因此重新恢复本族社会对自己的认同。
由于族群对个人认同的层次性,族群边界的可变性,族际通婚者的子女会因生物上、文化上等存在边界模糊,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被父母双方族群都认同,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被一方或双方族群都认异而有被排斥之感,经常处于父族与母族的边缘。在一个重视族群边界的社会,他们会感到社会的压力。从调查来看,父母分别来自两个文化差异较大,关系相对复杂的民族,其子女对社会压力的感受可能更强烈。譬如一位父母是维汉通婚女孩,维语和汉语都同样的好,举止和思维方式等经常介于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在找对象的过程中倍受打击,汉族男孩认为她不是汉族,维吾尔族男孩认为她不是维吾尔族。乌鲁木齐市一维吾尔男子TW(37岁,父母是汉-维通婚,妻子是汉族)认为对民族分界的重视是维汉婚姻子女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往往在两族人口数量都有一定规模的区域内压力较大,对民族认同的标准也相对严格。TW自幼在南疆一个汉族人口为主的农场生活,后在父亲的家乡安徽生活了4年,儿童时代一直报的是汉族,对自己的身份没有多少意识。12岁时因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们兄妹3人来到新疆伊宁,改族称为维吾尔族,希望能抹去过去的印迹。但他不会维语,朋友都是汉族同学,社会上有关维汉关系的议论都刺激着他,“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我的性格变得内向,总是紧紧地包裹着自己,很少暴露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因为不愿受到伤害。直到30岁以后,我才能真正正视自己的身份,可以平静地回答我的出身,我父亲的名字。别人说什么,我也可以坦然接受。”他有了一些同龄的维吾尔族朋友,但仍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与其他人的不同:汉族人把我当成维族,维族人没有把我当成维族,我的地位被边缘化了。重要的不是你自己认为你是什么民族,而是别人认为你是什么民族,这个民族的人能不能接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