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在新疆,什么时候会灭绝呢(ZT) 3

[1] 在新疆,习惯上将从小在少数民族语言授课学校(简称民校)学习的母语非汉语的少数民族学生,在招生考试中使用少数民族语文试卷,简称民考民;从小在汉语授课学校(简称汉校)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在招生考试中使用汉语文试卷,简称民考汉。
[2] 1960年至1982年,新疆推行维吾尔、哈萨克旧文字改革,将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称新文字。故在文字改革期间接受学校教育的维、哈族学生相当一部分不认识或不能熟练使用老文字。
[3] 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有自己的姓名构成方式,一般父名在后为姓,本名在前为名。有的人就把父亲的汉式名姓缀于本名之后,成为一种混合名姓,如阿孜古丽·江龙生(维)、赵生霞·赵志祥(维)、吾拉依木江·邹康生(回)、热合玛·塞金祥(哈)、尚珊珊·张金生(俄)等。这些名姓出自网上公布的2005年普通高校招生照顾政策加分名单。

米泉市回族女子L(丈夫汉族):我们去年生了一个儿子,双方父母都特别高兴。儿子报成了汉族,原则上习惯跟着回族走,有经名,以后我准备给他做割礼。现在他由我婆婆带,等他到了两岁时,我就接他回来,用我自己的方式教育他,让他很快适应这个社会。教育方法肯定跟我的父母不一样,不会太传统,该让他知道的让他知道,毕竟他的母亲是少数民族。我的孩子能基本懂我们的风俗习惯就好了,多了也不可能,现在社会发展那么快。
在家庭教育之下,一些族际通婚子女早早就对自己的民族属性有明确认同,这似乎与自幼在祖辈家庭生活有关。这些祖辈家庭一般是单一民族家庭,他们希望孙子女能够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并培养相应的民族认同的愿望,比儿女嫁娶同一民族的家庭显得更为强烈和必要。同时这往往伴随着他们对父母另一方民族身份的忽视。
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妇女E(40岁,父母为维-哈通婚,丈夫是哈萨克族)认为儿子哈族意识较强与丈夫的父母(在阿勒泰市)和丈夫的教育有关:儿子报的是哈族,读小学四年级。儿子4岁半以前是爷爷奶奶带的,跟爷爷奶奶感情非常好,每年寒暑假都要去看他们。现在上的汉校,会说哈语,不会说维语。我的亲戚来家里,他有时会说你的维族亲戚来了。妹妹家的小孩都挺喜欢他,但他心里认为他是哈族,他们是维族。孩子的民族意识强,与他父亲、爷爷奶奶的灌输有一定关系。他们家对他说,他是奶奶生的,[1]他也相信。他爸爸每次打电话,就叫他跟爷爷奶奶说话。他知道我是维族,但不说什么,我说如果你嫌我是维族,让你爸爸给你娶个哈族妈妈吧,他说不行。我开玩笑说将来给他娶个维族媳妇,他说不要。
塔什库尔干县汉族女子W(29岁,丈夫是回族):我们家小妞(7岁)从小就由爷爷奶奶(在喀什市)带大的,和他们家的人比较亲。她刚出生一个月时,按回族礼节,请阿訇念经,起经名,举行仪式。2、3岁时,她爷爷奶奶就教过她,到别的小朋友家不要吃饭,要吃,回来爷爷奶奶给买。她有时也问我:“他们(指别人)是汉族,我们是回族,是吧?”
有些家庭更重视子女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塔城市锡伯族女子G(28岁,高中文化程度)的父母是锡-汉通婚,丈夫也是汉族,虽然还没有孩子,但G对孩子有很多期望:我希望有一个孩子,发展锡伯族文化。如果这个孩子以后能够争气,也是锡伯族的光荣。只有锡伯族对自己的文化最了解,能够理解本民族最精华的东西。我要让孩子去察布查尔县学习音乐、舞蹈。现在的民族都一样了,应该保留自己的东西。现在这样不是不好,是感到挺遗憾的。G从父母那里受到的锡伯族文化熏陶很有限,因为母亲是汉族,父亲甚至不会说锡伯语。可能正因为如此,她发现了所属族体与其他族体的差别在自己身上并不存在,她的身份模糊了,特点消失了,于是她寻找一种归属感。这可能也是现代民族,尤其是小民族文化对待强势文化、对待全球化的态度在个体身上的体现。
由于社会中对族际婚姻还有许多偏见,有些家庭对孩子有意隐瞒父母属于不同民族的情况。乌鲁木齐市哈萨克族妇女J(46岁,丈夫是汉族):我们有个女儿,9岁了,报的是哈族,这是孩子他爸的主意。孩子他爸甚至提议让女儿上哈族学校,我认为不妥,因为我自己就是民考汉,将来孩子学习我们都看不懂,没法辅导。孩子的教育一个大事,从孩子未来的发展来考虑,还是让她上汉校比较好些。我们给孩子取了两个名字,一个是汉族名字,一个是哈族名字。孩子自认为是哈族,她在上幼儿园时曾问过我,她为什么会有两个名子?为什么爸爸不会说哈语?为什么爸爸和我们不太一样?因为当时她还小,我只是告诉她一个是大名,一个是小名;因为爸爸不常说哈语就忘了,等等。我担心孩子小,不明白一些道理,过早地承受不该承受的事儿。不知什么时候告诉她这些较合适。
也有一些族际通婚夫妇并不刻意培养孩子的民族认同,这常见于夫妇文化相近的家庭。乌鲁木齐市乌孜别克族男子S(35岁,妻子维吾尔族):两个儿子原来都报的是维吾尔族,去年我改成乌孜别克族。在家我没有给孩子灌输过他们是什么民族的概念,如果问他们,他们肯定会说是维吾尔。大儿子现在上小学二年级,他曾问我:你是乌孜别克族?乌孜别克族是个什么样的民族?无疑,孩子的民族认同与他的民族属性是有差别的。当然,乌孜别克族与维吾尔族本身差别很小,彼此之间的认同也很容易,而且有些人也会表示疑问:有必要一定要分得那么清吗?
孩子可能因为不同的培养方式而认同不同的文化,并影响他们以后的婚姻生活。如墨玉县一对汉-维夫妇,生有二男二女,男孩们都上的是维校,和当地维族女子结婚;女孩们都上的汉校,嫁了汉族男子。其中一个女儿说现在她成天和丈夫在蔬菜大棚中忙,种大棚的基本都是汉族人,和维吾尔族来往很少,生活习惯也和汉族一样,母亲不喜欢她,她也感到与汉族交往比与维族交往更容易。策勒县努尔乡有对汉-维夫妇,生有二男三女,同样女儿们上的汉校,儿子们上的维校。这似乎表现出家庭的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可能是因为男孩的社会性更强,在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区生活,男孩对社会的融入较深、对家庭的帮助较大,加之当地汉族女性的相对缺乏等会促使父母对其文化倾向性进行选择。
可见,族际通婚子女民族认同的培养往往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主要取决于家庭内文化认同的倾向性,社会氛围和同辈群体的影响也很重要。子女民族成份的选择经常与其民族认同发生脱节,甚至出现矛盾。

三、自我认同群体的多元性

70年代至80年代关于族群认同的理论可以分为两派,一为根基论,一为情境论或工具论。根基论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于天赋或根基性的情感联系。一个人生长在一个群体中获得了一些既定的血缘、语言、宗教、习俗,他与群体其他成员由于这种根基性的联系凝聚在一起。情境论者或工具论者强调族群认同的多重性,以及随情境(工具利益)变化的特征。在不同的场合,认同不同的群体。近年来,一些权威学者把两派理论综合起来,认为只有在可行的根基认同与可见的工具利益汇合时,族群认同才会产生(周大鸣,2003:29)。族际通婚子女的民族认同也可以被看作是这两种因素的综合结果,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血缘混杂,文化影响的双重性甚至多重性,而使其认同获得一定的根基,但认同哪个民族,则经常受到一定情境的影响,从他们对民族成份的选择上可以明显反映出来。
维吾尔族妇女E(40岁,父母为维-哈通婚,丈夫是哈萨克族)自小在哈萨克族人口占多数的区域生活,但表示在心理上更倾向于维吾尔族,父亲的爱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认同具有一种归属感。E:我的维族朋友多。从心里我认同维族,对维族有亲切感。骨子里的东西不可能改变,外表上看起来无所谓,但心里,也不是刻意的,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去做客,在场的人有维族、哈族,我很自然就跟他们(维族)说到一起了。如果在乌市的阿勒泰籍维族人有婚丧等事,只要我听说,我都积极投入,虽然有些人把我忘了。现在认识的哈族朋友,也都是他(丈夫)的朋友,通过他认识的。由于母亲和丈夫是哈萨克族,B对哈萨克族的认同也同样存在,这种双重认同,或特殊的身份有时会给她带来困惑,甚至是痛苦:因为父亲是维族,母亲是哈族,有时哈族会开玩笑说你是维族,而维族人又会开玩笑说你是哈族。我在维族人中,他们说哈族什么,我会不高兴。我在哈族人中,他们说维族什么,我心里会更不好受。
受到多重文化背景的影响,一些族际通婚子女有着多种认同,甚至有时他们自己都很难说清孰强孰弱。锡伯族男子D(43岁)的父亲维吾尔语非常好,1949年随部队到莎车县认识了D的母亲(维吾尔族),为能娶到D的母亲,D父说自己是回族。D直到上初中才知父亲是锡伯族,就将族称改为锡伯族。D:和田地区锡伯族特别少,总共就有两家,我家在墨玉县,和田县还有一家,男的是汉族,女的是锡伯族。知道我们家是锡伯族后,那家专门到墨玉县认我爸做哥哥,我们就叫她姑姑。我们家子女的锡伯族概念不很强。家里7个孩子只我找的是锡伯族,其他都和汉族人结婚。我对锡伯族的认同,也是在结婚后增强的,每年我都参加锡伯族的“西迁节”活动。但我只会几句锡伯语,不能用锡伯语和他们沟通。小时我家住的大院里聚居的基本上是汉族同志,民族同志特别少。我们上汉校,结交汉族朋友,认同汉族文化。我们都随父亲姓,出生时也起了维族名字。我们长大后,妈妈的亲戚不太高兴了,他们看我们怎么都像汉族。我小时候维族朋友特别多,我可以用维语跟妈妈交流,妈妈也偏爱我,特别希望我找个维族媳妇。我有这种感觉,我到汉族人那里去,我就认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但在全是汉族人的环境里,我又特别想跟维族人交往,我潜意识里、内心深处还是倾向于维吾尔族。显然,D的族名认同、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并不一致,三者分别表现为对锡伯族、汉族和维吾尔族的认同。
虽然心理认同一般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但并不完全取决于文化认同的程度,在民族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普适文化影响日深的背景下,心理认同与文化的认知往往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如一些从小就在汉校接受教育的孩子,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较少,甚至出现母语失去的现象,但其对本民族的心理认同仍然很强。同样,在民汉通婚家庭,孩子上汉校,认同汉族文化,但由于他们多选择少数民族身份,加之长期的家庭教育,对少数民族一方的文化认同或多或少的存在,甚至在心理认同上据主要地位。
由于存在族名选择的利益倾向,有时个人的族名只是一个符号,并没有承载文化与情感的归属。乌鲁木齐市回族女子W(丈夫是蒙古族)明确谈到孩子在族名与认同方面的差异:女儿报的是蒙古族,但实际她还是汉族,因为老公的父亲就是汉族。没有随我报回族,招生考试加分少是一个方面,工作也不好太找。以后她结婚,一定要找个本民族的,找汉族,这样习惯相同,事情少。一些人具有多重文化背景,使人们很难根据他的文化、社会交往或外貌等特征来辨认他的民族归属,而依据各自对他的了解将他划分进一个民族群体,或者说给他一个族名。但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族别之间的界限经常是模糊的。世居塔城市的T(57岁)除外祖母的母亲是柯尔克孜族外,其余直系亲属都是汉族,上个世纪80年代T由汉族改为柯尔克孜族。T的哈萨克语很好,社区工作人员以及T的一个朋友(汉族)说他可能是蒙古族(可能根据外貌判断)。T说:我们与柯族亲戚没什么往来,柯族的语言都不会。朋友中也有柯族,他们一般都不知道我是柯族,认为我是汉族。孩子报的是柯族,孙子以后再说。这里的汉族人认为我是民族,民族人认为我是汉族。我是搞纺织纤维检验的工程师,用哈语讲课,所以汉族同事以为我是民族。他们都是以后来的,不知道(我是汉族),老塔城人都知道,但他们也不知道我改民族成份。
在某个民族人口居绝对多数,文化整合较好的区域,个人的族别属性只是其血缘承袭的标志,不能表明其文化的不同,而且人们接受并认可这种整合。在奇台县塔塔尔乡黑沟二村,居民的生活方式与语言等都与当地哈萨克族相同,一位维吾尔族妇女(母亲是塔塔尔族)对她和丈夫(塔塔尔族,母亲是哈萨克族)的结合有个形象的比喻:他(丈夫)是塔塔尔,不会说塔塔尔语,我是维吾尔,不会说维吾尔语,我们两个半截子,中间是哈萨克。